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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是哪五毒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佛学五毒,想做个好官为什么这样难?

互联网 2021-06-19 17:37:07 Tags:五毒是哪五毒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佛学五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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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书记啊  我想做个好官为何这样难

——再致湖南省永州市委常委、零陵区委书记的一封信

高书记:

您好!

我叫陈景云,是您领导下的零陵区一名长期担任乡镇领导,因超过45岁已改非“退休”的苦难干部(妻离子残)。

首先,感谢您派区委组织部部长蒋祝君同志代表您,同时也代表区委找我谈话。尽管参加谈话的有区纪委副书记吕飞荣同志,气氛有点紧张,但我终于在2010年4月2日下午见到了渴望已久的“大官”,我从心底里感谢您!

近几年来,我向您及区委有关领导写过几封信,也去找过您及有关领导,但不是办公室的门不准进,就是说领导不在家,根本无法找到你们,同时也没有收到你们的任何回信。作为一个曾经多年担任过正科级的领导干部找区领导还如此之难,可见我们可怜的老百姓就更难了。这时,我想:过去那种县委书记与老百姓坐在田间地头拉家常的时代何日才能重新回来?

五十年代,干部与老百姓血肉相融;六十年代,干部与老百姓鱼水相连;七十年代,干部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八十年代,干部还能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九十年代以来,领导坐的小车越来越高级,配备的公车越来越多,干群关系却越来越恶化。现在的干部作风,仍然像10年前李昌平所说的那样:“早上,你约我,我约你(安排一天的活动);中午,你请我,我请你(公款吃喝);下午,你赢我,我赢你(赌钱打牌);晚上,你抱我,我抱你(跳舞)……。”并且有过之,无不及。

高书记,我向您等区委领导写信的前后,也向市以上领导实名写过信,反映了更多的情况。这些信看似“石沉大海”,其实都转给了零陵区委,但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的信不仅没有引起领导一丝一毫的重视,反而带给我的是恶梦和厄运,是无边的痛苦和凄凉……

高书记,我的老家住在边远贫穷名叫岭脚里下面的建家冲,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在苦水里泡大的农民的儿子。由于当时风清气正,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没有送任何钱财的我,能走出大山,走进军营,走上工作岗位,完全是党培养的结果,因此,我对党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常说:是党给了我知识,是党给了我力量,是党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党给我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是党给了我的一切。因此,我立志把一切献给党。

十多岁时,我就当过生产队长、人民教师。参军来到广西边防部队后,参加过著名的法卡山战斗,立过功,受过奖,入了党,被评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参战前,我写好了遗书,从来没有考虑过还能活着回来,我的许许多多战友就长眠在边疆那火红的木棉花下。退伍回乡后,我担任过村主任、副乡长、宣统委员、组织部长,两次担任过人大主席,三次担任过纪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

在乡镇20年的工作中,我一直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为了工作,我多次受伤,有的伤不仅至今仍留下了疤痕,而且现在还隐隐作痛。为了原何仙观乡政府锯子岭林场的造林护林,我长期未回家,儿子得乙型脑炎耽误了治疗,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和癫痫、精神病、左肾重度水肿等多种病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残疾人证明为一级,现长住精神病院。孩子的妈妈早已出走,一去不归。

在零陵区所有干部中,我是唯一在城区没有房子,在老家没有建房的干部。年近80的父母仍住在一贫如洗、破败不堪、潮湿漏雨的瓦房内。为了节约钱给我儿子治病,父母还在耕田种地,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虽然我是零陵区最苦难的干部,甚至我的苦难在全国干部队伍中也十分少见,但我总是把痛苦和不幸埋在心底,从未耽误过工作,始终以惊人的毅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比如您刚调来零陵区的2007年,我驻点一个大村和一个穷村,也是矛盾最多、问题最复杂的村。我处理了多起别人数年未处理的问题,经常奋战在防洪抗旱第一线。南津北路改造等城市建设引发的矛盾,也是我用法制的教育、政策的说服和真情的打动下才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负责的上访户对我感情很深,没有一个赴省进京上访的。“五·一”的七天假期,我是在消除黄古山大市场背后通道这一重大安全隐患中度过的。“十·一”的长假,我到医院做了一个因公负伤长期未好的手术。我负责的工作在全区的“三评”考核中得到了100分。就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因超过45岁被改非作“退休”处理了,也是在这一年的年终我被评为零陵区优秀共产党员,因向上级反映问题,第二年“七·一”被取消此荣誉称号。

在富家桥,我长期住农家屋,为民谋利;在邮亭圩,我帮助缺劳力的农户进行“双抢”;在七里店,我为孤寡老人陈艮秀运来了瓦盖好了房子……看到老百姓在我的帮助下露出的笑脸,我感到特别的欣慰。由于我工作特别扎实,多次立功,在全区的大会上发过言,在永州市得过奖,在《湖南日报》上受过表扬。

我不仅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其它方面,我同样严格要求自己。我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打牌,业务时间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因为我深知,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但不可以没有知识;一个人可以不进大学的门,但不可以不学习。这些习惯在零陵区的干部队伍中也是少见的。

二十年来,我一直想做一个好官,我尽力了,可我彻底地失败了,失败得很惨很惨!

虽然我家里很穷,但我积极参加各种捐款。汶川大地震我捐过款,关爱女婴活动我捐过款,永连公路修建时,我捐出了当时约两个月的工资,区科协发给我的400元补助我交给了镇财政。2005年文锡亮书记(现为副区长)在七里店组织为我捐款,我知道后,坚决给予了拒绝。我还自己花钱买礼品看望残疾人杨义华,原何仙观乡政府曾给我的在艰苦岗位上的补贴我也未领。

我因超过45岁被免职“退休”后,区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时说:“你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工作成绩是非常突出的,大家反映是非常好的,家庭情况是非常特殊的,45岁后‘一刀切’的免职‘政策’是区委制定的,是不变的”。时任区委副书记的金和群同志在您的同意下,代表区委找我谈话时也说:“由于你表现特别优秀,经高书记同意,安排你负责一项工作……”(也许有人说,金和群副书记经您等领导同意找我谈话、表态、承诺的事不是区委的意见,不能算数,那金副书记同时还表态了对另一位同志的重用,后该同志果然当上了正职。既然是个人行为,为什么该同志的安排就算数。如果是个人行为的话,那必须要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拨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实行责任追究)。现在我不仅得不到安排,而且当时被评为零陵区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在第二年也被取消了(我调来七里店到改非“退休”共5年,第1年和第2年考核为优秀,并且嘉奖、立功各一次;第3年和第4年均被评为零陵区优秀共产党员,第5年因举报问题被取消了零陵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而一个养情妇、涉恶涉黑、超生的基层党员干部不仅当上了零陵区政协委员,而且还被评为零陵区优秀党支部书记,现被关在看守所)。再之,同为人大主席,他们超过四十八九岁了,有的还继续留任,有的早已高升。特别使人不理解的是,有的干部提拨的速度是火箭式的(贡献就那么大?),甚至表现不好的,犯错误的,“带病”的还得到了好的安排或提拨重用。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为了工作,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政绩也是突出的,儿子的一辈子全被毁了,这是最痛心的事,父母也可怜,自己也不幸,但如果不拉关系,不跑不送,领导找你谈话,说安排你,但肯定不会安排,不信我们看事实。”后来事实证明:不跑不送,改非不用。

也许有人认为我对官场的东西不懂,其实,我对官场的规则是十分清楚的,也清楚在官场上小的投资收益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我不想做一个好官,也按照官场上的“潜规则”办事的话,早就当上了党政一把手,不可能这么早在人大主席的位子上被就地免职休息,工作也不会吃这么多苦了,自己也不会受伤了,儿子也不会残废了,老婆也不会离家出走了,生活环境也好了,也是零陵区的富豪了,也可以用公款请客送礼了,也可以公车私用了……绝对不至于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父母,自己过得如此艰难。实际上领导给了我多次机会,只不过是我不愿意那样做而已。

零陵区规定一般干部35岁后不提拨,乡镇办事处班子人员(除党政一把手外)45岁后改非,这是严重违反党的干部政策和国家的法律的,同时,也严重违反了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要“合理使用各年龄段干部,切实解决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问题”的规定,严重违反了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关于树立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等重要指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强调,“年轻化”不是“低龄化”,并严禁领导干部‘一刀切’的错误做法,况且县区50多岁的干部还在担任那么重要的职务,难道在基层三四十岁就“老”了,就小小的担子都不能挑了?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认为,零陵区的干部“政策”既不符合零陵区使用干部的实际,也挫伤了大批干部的积极性,浪费了大批人才,制造了大批干部财政吃空饷,是一种隐性的腐败,是党的干部政策在零陵区的悲哀。

高书记,自从我儿子生病以来,您也许一点都不知道,我的人生多么的不易,我熬过了多少人生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少人生的坎坎坷坷,饱受了多少人生的酸甜苦辣,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想起被顽疾折磨的儿子,我满眼泪痕。作为父亲,我的心被撕咬着,似万箭穿心,恨不能代替儿子受罪。我为没有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而痛心,没有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而难过,没有给父母一个幸福的晚年而内疚。苍老多病的父母既要耕田种地,又要惦记着我儿子的病情,还要为我担心,我的心是异常地沉重,而又无可奈何。每当夜深人静,想起凄风苦雨的家,无数次勾起我对父母、孩子的无限担忧,泪水常常盈满了我的眼眶,一种从未有过的牵挂,让我无法释然;一种从未有过的愧疚,让我无法解脱。我的内心感到我那千疮百孔的天空里总是下着淅淅沥沥的雨。由于孩子的病,我的家破碎了,我的生活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不幸。近20年孤身一人和父母、儿子相依为命地生活,贫困多 舛的命运并没有把我击垮。

多少年来,我无论是处于人生的低谷,还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我始终牢记远大的理想,做一个永不褪色的共产党员。我经常这样想,虽然我失去了家里的一切,但我还有一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这不仅是我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也是我坚强活下去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在我们这个祖国大家庭里,在报纸和电视上,我经常看到,许许多多党的好干部,能时时处处关心着群众的疾苦,为民排忧,为百姓解难,情系千家万户,呼唤着人间的至情至爱,拯救了多少身患重病的人,挽救了多少苦难的家庭,用行动实践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用事实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因此,我曾相信,即使我不拉关系,区委也不会抛弃一个为党和人民事业苦苦奋斗又历经磨难的人。

尽管我儿子的病情十分严重,又是一个傻傻乎乎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既可怜又可爱的儿子。我从未抛弃,永不放弃。他的生命永远与我的生命连在一起,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他的健康,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会尽一切的努力,哪怕讨米要饭,我也要给他治疗。但近2年多来,由于我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更使我痛苦的人生雪上加霜,加之我因公受的伤现在还痛,我越来越感到我的身体远不如以前了,如果哪一天我不行了,倒下了,我不知道我儿子怎么办?

高书记,那天蒋部长等领导代表您跟我谈话时,我哭了,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表现得太不坚强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那不争气的泪水像断线的珍珠往下掉。尽管我声音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但我最终还是提了七点意见,并哀求领导将我原先反映的问题一并给我书面回复。因为我反映的问题拖得太久太久了,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回复时间。根据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如果不及时回复,因此引起的一切问题是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的。

有的人说,不回复就叫“冷处理”。“冷处理”就是不处理,直冷到你自己也丧失了要求再处理的信心和耐心,这事就算解决了。有的人说得更直接,我反映的问题有关领导根本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回复。如果回复,不是碰撞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就是否定自己所作出的决定。其实,回避问题,不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正视问题,就是正视党的未来。我们不要忘记,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小到一个单位,一个人,只要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失,哪怕是错误,他才能取信于民,也才会取得更大成功的道理。有错必纠,是有勇气、有信心的表现。

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区纪委吕飞荣副书记针对我的遭遇讲了“6个字”:“时也运也命也”。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时也”,就是我所处的时代不好,我赶上了零陵区35岁后的一般干部不提拨,45岁后的领导干部“一切刀”改非“退休”的时代。据说,有些单位100多个人在职,上班的干部不到20人(包括班子人员),绝大多数是退伍军人出身的工人,这些上班的干部有的还处于“半退休”状态。而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干部许多都提前“退休”了。现在有些单位已经出现了以工代干的情况,如果再不大批招收干部,就再也无法从一般干部中选拨领导了。

“运也”就是我运气不好,有的乡镇干部表现极差,甚至犯错误后也要提拨。有的干部在乡镇没呆几年就调进了局机关,不管表现好坏,再下去(包括机关直接下去的)就是党政一把手,发展的空间很大,而我一直在乡镇这一社会最低层的政府部门工作,苦苦奋斗了20年,甚至为了工作儿子重度残废了也当不上党政一把手。由于不跑官买官,虽然当上了人大主席这一正科级,但比局里的副局长甚至股所级干部免职“退休”的年龄还要早。人大由于地位低下根本监督不了任何人,人大主席是领导层的“三等公民”。

“命也”,就是我的命特别地苦,特别地悲惨。甚至为了工作我已经“妻离子残、家破人寒”了,也不能感动任何人,没有得到组织的一丝安慰和关心。这苦难的命是无法改变的,是上帝安排的,是抗争不了的,只有认命。

高书记,据有人跟我说,我向上级反映问题,您异常愤怒,还要按照“有关法律”处理我。处理了我,虽然“教育”了一部分举报上访的干部群众,.但我坐牢了,或者死了,不仅没有钱给我儿子治病了,而且我也一点钱都没有给父母养老了,家里的几条人命也没有了。我不相信我家毁人残、充满血泪的经历一点都不能打动您,也不相信您一点也不看在我在战火纷飞的法卡山、长期在艰苦农村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还不相信您没有一点点同情的心,一点点善良的心,一点点慈爱的心,更不相信许多领导面对指责和举报的博大胸怀,也不能给您以启示。如:1978年广东一干警麦子灿给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习仲勋不仅及时回信,诚恳接受批评,而且给县市及省直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的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他说:“麦子灿的来信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习仲勋这样做,不仅没有损害他的形象,而且得到了赞誉。又如邵阳市委常委、邵东县委书记周国利,对网友针对他的发帖,不是将帖一删了之,而是及时回复,并采取各种措施接受监督。这是一位领导开放的心胸和纳谏精神的生动写照!但很多领导喜欢听赞美诗,奉承话,稍微听到点不同声音就“雷霆震怒”,更有甚者因举报、发帖 、上访而遭受滥用公权进行打击迫害的事时有发生。如文革时期的张志新,因反映问题被割喉杀害。又如2010年2月26日,陈永刚被湖北省郧西县公安人员以“侮辱、诽谤他人”罪带走。林国奋举报遭受打击报复。山东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信》为题发帖,遭受处理……尽管几经曲折他们反映的问题已公布于天下,但所受的非人折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目前我们的国家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情藐法、以钱枉法的丑恶现象。沉淀有几千年封建文化污垢的我的祖国啊,为何要实现以法治国的道路是那么的漫长而又坎坷不平?

高书记,我一直不相信您还要处理我。在电视上,我看到您的样子是那样地慈祥,那样地和善,尽管50多岁了,奔走在零陵这古老神奇、具有2000多年历史文化的土地上,还是那样充满活力,充满朝气,充满自信。我相信你一定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也会虚心听取来自不同渠道的意见,哪怕是非常尖锐甚至错误的意见。况且,我因向上级写信。已经受到了处理,已经付出了代价了,领导还要继续处理我?因此,我不信。但是,邮亭圩镇政府军转干部张新国的话不得不由我有几分相信。张新国说:2010年4月4日,我找邮亭圩镇党委书记何维龙汇报工作及谈我向中央申诉的有关事项的落实,何维龙(书记)、杜中运(镇长)、蒋炎东(人大主席)三人一起参加谈话,何维龙讲:“去北京上访很多事与陈景云有关,你和陈景云比较好,他弟弟进京上访与他有关,高建华书记讲了:‘组织部同纪委找陈景云谈一次话,下次我高建华亲自找他谈一次话,如继续向上级反映问题,要处理陈景云。’”其实我已被处理得身心交瘁,现在全家仍然在痛苦中煎熬,在死亡线上挣扎,区委还要往死里整我?一点都不给我家生的希望?说实在话,我曾一度萌生过以死明志的念头,也想带着我可怜的儿子到大城市去一边打工一边看病一边反映我的悲惨和苦难。我真恨自己当初在枪林弹雨的法卡山战斗中怎么没有死?也希望能有机会像小岗村原党委第一书记沈浩那样为事业而献身!

高书记,我现在最渴望的就是请您推荐我到新疆去工作(湖南有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离开零陵,对零陵区的领导也是一件好事,既不存在零陵区的任何举报、上访与我有关,也便于我心情轻松地继续扎扎实实为党和人民做点事。至于家里的事也不用我操心,因为我长期在零陵工作,也没有照顾家里。命中注定我不是一个孝子,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再之,我在零陵区没有任何财产,可放心离去。

高书记,您是党派来的区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是一个有特大实权的厅级高官,也是历届零陵县区委书记中最大的官了。您挥手,能呼风唤雨;跺脚,能地动山摇。哪个干部群众不怕您?同时,大家也对您寄于厚望,请您要求各级领导,对领导干部严一点,对一般干部亲一点,对人民群众好一点。其实,许多赴省进京上访问题的出现,不是我们的老百姓不听话,而是我们的干部不深入,不善于做群众工作造成的,有的甚至制造新的矛盾。如果我们的干部扎实一点,对老百姓感情好一点,许多上访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又有哪个人愿意长期吃苦、花钱,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找上级呢?我们有的老百姓实在是没法活了,官逼民访啊!

再一次感谢您派蒋部长跟我谈话,同时也感谢原区委副书记金和群同志,是他代表区委,代表您说要安排我的工作,虽然最终没有安排,作“退休”处理了,那不怪谁,是我自己“不争气”。

最后,我和我白发苍苍的父母、病重可怜的儿子给您下跪了,真诚地希望您:开一派新风、富一方天地、造福一方百姓!

一个命苦的共产党员  陈景云

电话:1318710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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