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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萨缪尔森小传试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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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24 2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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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思华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试读:

序言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为了纪念党的九十华诞,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组织编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创新与批判》一书,并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献礼。这对于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境界,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已故的许涤新、骆耕漠、王亚南、孙冶方、薛暮桥、陈岱孙、宋涛、陶大镛等,他们为宣传、阐述、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些经济学大师的指导和带动下,后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陆续成长。当代中国已经走上复兴之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理论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队伍里,老、中、青学者各自发挥其学术专长,开展传承、创新与批判。他们在与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中,捍卫了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他们的理论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我们党和国家有关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理论与政策真正作出贡献的,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是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们从本书所陈述的各位学者的业绩与思想风格当中,可以了解到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批判历程。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园地里,已经形成了批判与创新均较为突出的各个年龄段的杰出经济学家。本书收集80多岁的有刘国光、胡代光、卫兴华、张薰华、项启源等;70多岁的有吴易风、吴宣恭、洪远朋、杨承训、刘思华等;60多岁的有程恩富、林岗、王振中、李炳炎、何干强、李建平等;50多岁的有左大培、白暴力、马燕、杨志、张忠任等;40多岁的有胡乐明、余斌、张宇、孟捷、丁堡骏等。他们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学术风格。而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多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引起国际国内经济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将有助于繁荣中国和世界的科学经济思想,促进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在世界经济、社会与生态各个领域,由资本主义制度、政策和观念所造成和加剧的矛盾,唤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与道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将产生重大的感召力。

中国经济学家很多,入选本书经济学家的学术标准是:①2000年以来仍然活跃在经济学研究领域;②在其论著和学术活动中公开地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③在其论著中积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同时,自愿提供本人基本学术资料,确保本书的介绍准确无误。我们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列入的只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未能收入。我们期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不断壮大,理论研究日益兴旺。如有可能,我们将来再版时可以继续增加未列入的学者。

本书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按如下方式进行人名排序:前面九位是按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论集(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原有顺序排列。这部专著介绍了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与重大理论贡献,按照先科研单位、后高等院校的顺序。九位以后的则按姓氏笔画来排序。

本书是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在2010年的学术成果。本研究中心是全国首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命名的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的科研工作得到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大力支持。编撰这本著作由本研究中心课题组承担,得到一些同行的支持和指导。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创新与批判》课题组

第一集 刘国光

一、刘国光的名片

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至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1993—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顾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等职。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2006年7月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05年3月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10年5月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奖。二、刘国光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受到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孔子。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孔子、爱因斯坦。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

学术目标:为劳动人民服务。

最赞赏的学风:把前人的东西钻研好,在掌握正确方向的基础上调查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独立的思想。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三、刘国光的论著《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改革、稳定、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中国经济走向——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刘国光文集》(十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经济学新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刘国光等著),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苏联经济管理体制考察资料》(刘国光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刘国光等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摸式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1998年9月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出版。《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现实——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刘国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刘国光等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香港经济导报社,1985年。《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四、刘国光的批判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引起了刘国光的深切忧虑和思考,由于事关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作为一位改革开放的坚定推动者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坚决抵御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成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旗帜性人物。

2005年7月,刘国光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刘国光的谈话整理成文章后,在《高校理论比较》第9期和《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刘国光讲话”尽管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题,指出了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问题,但其实质和重大意义是,提出了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主张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直接触及和坚决揭露新自由主义在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干扰中国发展方向这个根本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刘国光讲话内容公开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时称刮起“刘旋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学者、干部和群众都支持刘国光的讲话,当然,也有人攻击刘国光的观点。

在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他在《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中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像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向,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反对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2005年,刘国光发表了《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后来又写了《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一篇短文,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他因年事已高没再参加,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给了中央,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批给了起草组。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当中又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样,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议。他在中国社科院也提了反对意见。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勾掉了这两个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

刘国光在2007年《红旗文稿》第24期发表了《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认为在有关改革收入分配的众多复杂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制与所有制的关系。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做得还很不够,还要加大力度,但是,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要素。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时,人们举了很多缘由,诸如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也必须应对。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要放在坚持共和国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虑,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这“两个为主”的宪法原则的真正落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反对否定其计划性的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就要包含计划调控,它本身就是广义的国家计划调控。不能因为字面上没有“有计划”,就不要计划,不发挥计划的作用了。用市场化来概括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基本经济制度下面的一个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们要尊重市场,但不可迷信市场。我们也不要迷信计划,但也不能把计划这个同样是人类发明的调节手段,弃而不用。据在我们的经济学界、理论界甚至于财经界,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搞市场化改革,计划不值得一谈。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态势下,强调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计划调节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是如同某些人歪曲的“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离开不了国家宏观调控、计划调节的加强和完善。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调节,主要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计划,但它同时必须有指导和约束作用,就是说有导向的作用。正如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决反对“私有化”。刘国光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这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划清四个重要界限里面的一条。不过要弄明白,“私有化”和“单一化”这两个错误倾向,哪一个目前是主要的。当前主要的错误倾向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私有化”。对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化两种倾向各打五十大板,不中要害,实际上是把私有化错误轻轻放过。如果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降得很低,以趋于零,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求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中央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一向坚持“有进有退”、发挥其竞争力的政策,而绝不是“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五、刘国光的创新

刘国光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诸多领域,作出了创新性的重大贡献。(一)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和创新

刘国光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始终抓住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及其根源进行深入、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是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属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一直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的探索和论述。早在1979年,刘国光在与赵人伟合作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就深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互相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较早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目标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前瞻性贡献。

他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支持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分类和目标选择,刘国光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归纳为六类。他在这种精细分析的基础上,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市场取向和坚持从国情出发这三个选择原则出发,由开始时主张“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顺理成章地发展到更为明确地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创造,其特点是:①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并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可以采取多种实现形式;②在收入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行多种分配方式;③在运行机制上,宏观管理以计划为导向,力度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

1992年,刘国光在十四大前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必须明确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来取代行政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这是我国当时经济改革的实质所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曾较早提出消减、取消指令性计划,强化市场取向曾受到批判,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二)关于体制转换的途径

刘国光认为应推行渐进积极改革,要遵循渐进原则和配套原则。其依据主要在于:①模式转换的实质是从以半自然经济或不发达的商品经济走向基本规范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较健全的市场机制;②改革是一场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必然引起不同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并有赖于观念更新,这都不能急于求成;③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差异明显,一步走难免一刀切,必然脱离部分地区的实际;④改革缺乏现成样板,在理论、经验和规划上都需要探索和积累,否则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同时,在渐进求实的行进中,应当也可能作出总体设计,使各项改革整体配套,同步前进。

为了实现改革的稳健发展,不仅要注意改革与发展的相互依存,而且注重为改革提供支持会良好的经济环境,他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有限买方市场”概念。提出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与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的改革思路不同,他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接着他在1988年初在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后来发表《正视通货膨胀问题》一文,强调稳定物价的方针的口号不能放弃,分析通胀机理,力陈治理对策,引起广泛反响。他的这一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后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成效,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三)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的长期研究和贡献

改革开放以前,他曾致力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在长期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刘国光也进行了长期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刘国光还很有见地地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传统体制不利于综合平衡,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凸现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是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必要认真总结自己并吸取别国的历史经验,从本国实际出发,实现战略的及时转换,扬长补短,稳定增长,积几十年之功,就能改变面貌。刘国光归纳出判定经济发展质量的若干基本原则:①经济发展的质量目标,不是要求片面地追求高速度,而是要求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②这个战略目标,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长,更要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③这个战略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结构的关系。④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要从外延为主逐步转向内涵为主,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⑤在重视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的同时,要越来越重视人力特别是智力的开发。⑥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刘国光及其领导的研究班子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不断针对宏观形势好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表颇有见地的政策建议,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定和调整有积极的影响。(四)“双重模式转换”的提出

刘国光首先提出,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我国经济就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双重模式转换”。在1985年《略论两种模式转换》等文章中,刘国光指出,197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要旨,就是要使速度、比例、效益有一个较优的结合,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从双重模式转换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他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双重模式转换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演变的实际,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做出了先行的论证。其中“体制转换”后来发展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战略转换”包含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实际上后来被中共十四大五中全会的文件采用,即“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和论断。他当时就提出,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是短时间里可以很快完成的行动,它们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完成的过程。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任务,也与“双重模式转换”和“两个根本转变”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五)提出和发展了稳健的宏观调控理论

关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和政策,刘国光认为,宏观经济的管理或调控,本身就含有战略要求。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体现在战略目标上,总要与宏观管理与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他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目标,可以分为总目标(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分目标(包括经济适度增长、物价基本稳定、就业比较充分、生活逐步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还有“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和“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等。与宏观目标相联系的是宏观政策和相应的宏观措施,包括运用经济手段、法律、行政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等。最主要的是经济手段。经济手段的实质,是根据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运用经济杠杆,形成经济参数,引导这些经济主体使其行为符合宏观经济管理的战略要求。

刘国光有一个著名的并始终坚持的理论观点,即在中国更要着重防止国民经济“过热”、保持稳中求进,并主张在发现过热趋向时实行“软着陆”以防止实行“硬着陆”,陷入周期性大起大落的“怪圈”。他主张实行松紧适度、总体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他十分赞成中央把坚持“适度从紧,灵活微调”作为一项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目标纲要。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1997年《论软着陆》一文中,刘国光深入总结了软着陆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他认为,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既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也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而抓紧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医治我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第二集 于祖尧

一、于祖尧的名片

于祖尧1933年1月出生于安徽天长市一个共产党人世家。祖父于则周先生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是中共天长地区地下党的创始人之一,亲属中有6人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1944年,时年11岁的于祖尧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一名“红小鬼”。由于年幼,他被保送进淮南公学学习。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华中根据地发动进攻,于祖尧背上被包跟着部队抢渡了淮河,开始了长达3年的转战岁月。在战争环境中经历了血与火洗礼,于祖尧坚定地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与理想。

1951年,于祖尧被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师从宋涛、苏星等著名学者。于祖尧学习刻苦,成为成绩优异的优等生,两次被吴玉章校长授予“模范学生”称号,最后以全优成绩毕业。1955年被选入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继续深造。在十年“文革”时期,他把读书当成“避风港”,重新学习、精读和系统阅读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深入研究苏联国民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并用比较方法,重读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代表作,将把他们的观点、方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加以比较和分析;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建设中的问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于祖尧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1979年发表了《尊重价值规律的客观性质》,提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就是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规律”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孙冶方先生的赞赏。先后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之路》、《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300多篇论文,出版《于祖尧文集》等论著多部。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于祖尧教授还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先后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党委书记、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于祖尧教授被评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会。二、于祖尧的论著《于祖尧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期。《尊重价值规律的客观属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0日。《机电工业产品进入市场之后》,《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经济研究》1983年第6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经济研究》1984年第11期。《论商品经济一般的基本规定》,《经济问题》1984年第12期。《关于商品关系和社会主义》,《光明日报》1987年1月17日。《价值规律和体制转型时期的总量平衡》,《财贸经济》1990年第3期。《论市场约束》,《财贸经济》1991年第4期。《坚持市场取向,硬化市场约束》,《经济研究》1991年第3期。《论经济缝隙、缝隙经济和经济体制》,《经济研究》1992年第12期。《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现代化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谈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哲学研究》1993年第4期。《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求是》1993年第14期。《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道路》,《财贸经济》1993年第11期。《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农村病”及其治理》,《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7年第2期。《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中国经济内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政治经济学研究50年》,载《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休克”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访问俄罗斯见闻》,《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3月30日。《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2期。三、于祖尧的批判

在探索中国改革取向与体制转轨目标的艰辛历程中,于祖尧教授认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单纯是超阶级的学说,已成为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对外推行新殖民主义、实行经济扩张、策动和平演变的政策工具,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观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和分析必须有历史的观点。从全球经济思潮的实质作用看,“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于祖尧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自己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坚守信念,旗帜鲜明地坚持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市场经济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格局的加快,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渐次泛滥,经济学研究中价值取向、理论基础的纷争日益激烈。于祖尧发表的《理论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命运》、《经济学遭遇“瘟神”》等系列文章,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原理指导下改革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

于祖尧认为,绝不能用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指导中国改革,同时指出,“科斯定理”的基本观点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相违背,奴隶制、封建制时期“产权”非常清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产权日益社会化,反而不如奴隶制、封建制时期“产权清晰”。“科斯定理”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及经济规律的“伪定理”,这一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理论观点在1980年代被西方理论界“捧到天上”,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及国际因素,科斯派宣讲的所谓“产权清晰”实质就是产权私有化,将产权明晰作为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只能使国有企业改革变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二)立场坚定,一以贯之地强调“公平分配观”

于祖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发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之路》、《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农村病”及其治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系列文章,针对这些关系改革前途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具有民本主义、维护民众利益的“公平分配观”。于祖尧的“公平分配观”涉及中国“暴富群体崛起”问题,“公平分配”则是这些论题讨论中于祖尧一以贯之的主题。

于祖尧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作为改革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与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对立的,等价交换、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率来自于至少形式上的公平竞争。公平与效率也不是对称范畴,前者是分配领域分配的条件、环境以及取得收入来源的不歧视,后者则指经济活动的结果,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均能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实现平等和公平,分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点实现上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相矛盾,不能作为我国改革阶段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三)严谨阐述、精辟分析,完整全面地坚持与强调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

于祖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主要涉及价值规律的作用、计划与市场“二重内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但又有矛盾”、“优化资源配置”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等一系列论题与观点,批判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建设西化、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则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重要特色。他曾指出,按照科尔奈的思路推行私有化政策去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与按照硬化市场约束的思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是完全相对立的,不同的改革道路体现了不同的改革价值观,是需要认真把握和思考的。

于祖尧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具有“二重内涵”的观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生产和交换方式,具有社会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的属性;作为社会劳动(资源)的配置方式,具有经济运行调节机制的属性。按照这一观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依然是指导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原理虽然在应用层次可以借鉴,但决不能全盘照搬照抄。

他认为,“优化资源配置”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用最小的能耗满足人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市场能搞活经济,竞争会催人奋进,但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实现上述目标,相反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实现“优化”目标,迷信市场不行,靠市场与计划联手也不够,必须致力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多种因素的的综合努力,才能够实现“优化”目标。(四)义正辞严、逻辑周密、全面中肯地批驳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于祖尧强调,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学派背后,都有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基本理念,基本都是追随米塞斯、哈耶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但在不同的时期主流的学派不同,英美政府的态度也不同。20世纪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事实上已成为英美政府的“官学”,成为假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内政的理论武器,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思潮。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已有着广泛的影响,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的观点与声音。如果否定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和阶级性质,研究超越阶级阶层利益的所谓“资源配置”问题,只能使经济学研究步入空疏、空洞研究的歧途。

于祖尧认为,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定义为所谓的“资源配置”是理论经济学的倒退。改革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派一直鼓吹“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于祖尧则提出将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西方经济学早已有之的观点,古典经济学转变为庸俗经济学后的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学研究“见物不见人”,只讲“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讲“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倾向曾经受到马克思的激烈批判。主流经济学要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所谓的“资源配置”,是明显的理论倒退,实质上是用西方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五)弘扬马列,充分细致地阐述重视历史研究、彻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

于祖尧提出,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成果”的思潮已成为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深刻的体制变迁和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社会思想的激烈争鸣,保守的复古主义和激进的历史虚无主义都是影响改革发展的思想倾向。目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主要表现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不做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和评论,全面否定;对新中国成立后在边建边战的条件下,用三年时期把陷入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对计划体制下取得的科学技术、教育、社会改造等方面的成绩都视而不见,一概抹煞;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层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理论探索和贡献视而不见、全盘否定,对西方现代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推崇备至,盲目照搬。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影响甚大,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舆论氛围,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泛滥的社会基础。

于祖尧始终反对用西方的“教条”指导中国改革实践。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随着急剧的观念变革、利益调整及缤纷杂陈的西方经济学说的引进,在理论经济学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轻视长期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全面否定过去政治经济学探索创新的成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本本,搬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范畴“穿鞋戴帽”,或者热衷于对策分析,成为经济学界普遍的问题。于祖尧则反复强调,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经济建设的历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才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东方的教条或是西方本本都不应当成为“研究的起点”。四、于祖尧的创新

于祖尧在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他的主要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9年3月,于祖尧提出,市场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广义地说,实质上就是与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不同所有者的存在,使得商品生产和交换制度的实行成为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于祖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转型经济学研究中具有初创性意义,开创了国内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河,对我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及体制转型实践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发明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范畴,大胆论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判断,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开拓者。

于祖尧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等观点,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思想解放刚刚开始、理论探讨存在大量“禁区”的中国经济学界是具有创新勇气的论断。同时,于祖尧对中、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体制选择教训的探讨也是发人深省的,对我国转型经济学研究具有显著的启发作用。而对所有制优劣的判断标准、剥夺生产队生产自主权等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讨论,更表现出了可贵的理论创新的胆识。(二)最早倡导具有民本主义,维护民众利益的“公平分配观”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量引进,中国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价值取向正在悄然转变。在“发展经济”的旗号下漠视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用“民营化”等堂而皇之的字眼粉饰掠夺式的私有化方案,在“提高效率”等口号下鼓吹“化公为私”,回避收入和财富分配等最为关系民众利益的尖锐问题,大肆鼓吹资本权利甚至美化资本权利,甚至鼓吹“适度腐败有益论”等,都成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共同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于祖尧倡导立足于普遍民众、侧重公平的“公平分配论”。该理论既包括对改革以来分配领域问题的深入分析,又包括对分配理论的详细讨论。坚持收入分配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则是他的“公平分配论”的基本主张。

于祖尧认为,“发展是硬道理”旨在说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在理论推演和改革实践中,这句名言却被严重扭曲,出现了严重的后果。一是混淆了目的与手段,把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置GDP增长于消费之上,甚至用压消费的办法促增长保速度,出现了“未富先衰”的问题;二是用变相剥夺农民的办法谋求“发展”。廉价甚至无偿征用土地,出现大量的无地、无收入、无职业的农民;三是以大量消耗稀缺资源为代价,导致加工工业畸型扩张。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外商加工工业的扩张,和粗放型经营方式相结合,成为我国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增长方式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四是步西方国家的后尘,走边增长边污染、先增长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高增长。

于祖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作为改革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与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对立的,等价交换、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率来自于至少形式上的公平竞争。公平与效率也不是对称范畴,前者是分配领域分配的条件、环境以及取得收入来源的不歧视,后者则指经济活动的结果,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均能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实现平等和公平,分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点实现上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相矛盾,不能作为我国改革阶段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实现的目标,评价和衡量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看改革是促进共同富裕还是搞两极分化”。坚持分配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实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三)较早提出了以“求实”发展的经济思想及立足于经济“自主”的开放思想

于祖尧强调,中国改革和发展不仅总体上要避免“休克疗法”,具体各领域改革也不能搞不讲主客观条件、盲目冒进的“休克疗法”。改革发展都必须从客观条件出发,量力而行,贯彻“稳中求进”的稳健推进原则。一要考虑经济资源自然的承受力,避免因经济资源约束加剧恶化环境;二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力,避免激进的改革措施引发社会动荡;三要处理好“破”和“立”的关系,避免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制在新体系尚未建立时废止,加剧改革风险。

国有中小企业可以实行多种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审慎的选择股份合作制、个体租赁经营及非国有化等多种方式,但不能“一卖了之”,更不能借“改革”之名行瓜分国有资产之实。大型国有企业应当重点解决“政企合一”问题,实现企业领导人权、责、利的统一和制衡,尊重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合法权利,稳妥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国企改革中必须坚持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国有企业唯一目的,一方面要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要严格履行保障就业、提高产品质量等社会责任。国有经济运行一直靠行政体制、机制。国有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选择首先要着眼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将党的领导纳入法治轨道,重视用经济手段、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解决“政企不分”问题,而不是在“解决所有制问题”的旗号下大搞权贵私有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可以利用加工贸易等来缓解就业压力,但对外开放的总目标是推动“独立的、完整的、先进的经济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对外开放必须服务于这一总的战略目标,而绝对不是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否则中国将走向“依附型经济”的道路,甚至走上经济殖民化的歧路。(四)较早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固有的规律,也是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规律”的观点

于祖尧认为:①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固有的规律,也是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规律。在长期计划体制中,理论界只宣传社会主义按比例生产规律,认为价值规律只是“影响社会生产”,实际上贬低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也给经济工作中的“唯意志论”提供了根据。②长期宣传的价值规律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价值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身无所谓的“积极”、“消极”之分,产品积压等表明花费在这种产品上的劳动量超过了社会需要,形不成价值,是违背价值规律的结果。③“限制价值规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价值规律只在商品生产范围内发生作用,试图通过缩小商品生产和流通范围的办法“限制价值规律”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如果要限制等价交换的原则,则必然侵犯集体、个人或是社会的利益。价值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可能限制或扩大的。④长期以来宣传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提法是偏颇的,将价值规律列为实现计划的“辅助工具”是站不脚的。计划是主观的、第二性的,价值规律则是客观的、第一性的,计划必须准确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决不能把价值规律贬为计划的“辅助工具”。能否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命运的重大问题。主观主义的计划,无视或践踏价值规律,都将给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严重损害。于祖尧教授提出的“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固有的规律,也是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规律”的论断,在我国价值规律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开拓了价值规律研究的新视野。(五)较早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但又有矛盾”的观点

于祖尧较早提出,国情决定中国社会必须而且可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但决不能超越过商品—市场经济,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然经济是对立的,但与商品—市场经济是兼容的,经济市场化与市场现代化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也存在矛盾,这些难题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因为改革环境和条件而产生的;一类属于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一类是改革措施引起的后果。

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一是缘于我国改革的特殊起点。我国是在自然经济或变相的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广泛存在的历史起点上开始市场化改革的,加速自然经济彻底解体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并存,使得改革、发展任务更为艰巨。二是因为我国改革的特殊性质。政府机构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和实施者,又是改革的对象,导致改革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三是因为我国改革方式的特殊性。渐进改革必须经历从局部调整到整体转型的过渡时期,双轨运行的矛盾和摩擦有可能导致体制局部甚至整体复旧。四是因为我国改革目标的特殊性。我们要建立的是没有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列宁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称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前无古人的尝试与探索。五是因为改革的特殊国情,一体化市场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往往使我国顾此失彼。这些特殊因素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但又有矛盾,我国由行政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必须经历一段可称为“新时代的长征”的艰难历程。

于祖尧提出的以“求实”、“自主”为突出特点的改革和开放思想、以“辩证分析”为主要特点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展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视历史研究、强调比较分析、彰现阶级立场的治学方法。

第三集 程恩富

一、程恩富的名片

1950年生于上海市,祖籍合肥,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理论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俄罗斯彼得堡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客座或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40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20多本书,领衔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主编《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评论》两个英文国际季刊,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海派经济学》(季刊)和《管理学刊》。

2004年5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2002年2月在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理论座谈会上汇报改革思路。近几年多次出席中央领导主持的理论座谈会。先后在日本、法国、美国等主持国际论坛,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知识界的影响日渐扩大。形成了系统独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权威报刊认为是“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二、程恩富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共产党宣言》。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环球时报》。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三国演义》。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康有为。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刘国光。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为:希特勒、日本天皇裕仁、戈尔巴乔夫。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喜欢追求最佳和完美。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理性至上、勤于创新。

学术目标:为人类创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

最赞赏的学风:思想解放而不僵化,学风严谨而不“风化”。

认为成功的要诀:智商+情商+毅商+健商。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学术或工作上超过自己。

希望自己的配偶:健康长寿、知足常乐、自得其乐。

希望自己的子女:工作上进、生活幸福。三、程恩富的论著《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上海东方出版社,1995年。《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丛书》,已出版《激辩“新人口策论”》、《激辩“新养老策论”》、《激辩“新开放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011年。《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四、程恩富的批判

真理的火花,始终来自于它和谬误的碰撞。在经济理论的大是大非面前,程恩富总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科学理性的分析来应对,以自己的鲜明主张来澄清错误认识。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并试图对我国改革开放思想产生影响。针对这一动向,程恩富在梳理新自由主义渊源及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其理论错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概括性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有四大主张:一是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二是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三是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四是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其本质特征,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

程恩富根据历史数据分析指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未能促进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反,凡是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严重的经济衰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改革的结果,都是民族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政府控制国内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能力大大削弱,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断弱化,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这一批判,有力地回应了我国在改革导向中的错误倾向,对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效防范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澄清对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

民主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盛行的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鉴于社会民主党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执政或轮流执政,对当代世界进程的影响也波及国内。通过剖析、比较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程恩富客观地批判了民主社会主义。

程恩富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特点,一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二是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他们主张在维持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并维护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三是各种名称的社会党抹煞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四是表面上赞成对外关系要平等、和平,而实际行动上经常背离。抛弃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从资产阶级的理性和伦理原则如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出发,抽象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一个社会公正、自由民主、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在此基础上,程恩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基本制度、政治制度、对外关系和终极目标进行了阐述,从理论上澄清了对民主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那种混淆两者本质区别、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驳斥。(三)十问张五常教授

程恩富还指出了张五常在产权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谬误。他围绕以下十个方面,逐一批驳了张五常教授的错误论点:一是财产终极所有权是否可有可无?二是私有产权是否是经济发展的独步单方?三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相融?四是高效率是否可以脱离公平?五是以国有资产换取特权是否是正著?六是自私人假设是否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分析?七是对新中国经济变迁能否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八是中国是否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九是马克思经济学是否已被打得片甲不留?十是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经济思想里程碑?这一批判,有力回击了“私有产权论至上论”的神话,避免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历史的认识误区。五、程恩富的创新

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用扎实的科学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是程恩富孜孜以求的人生追求。基于对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深刻认识、对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审视,程恩富提出了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的主张,提出了“经济学方法论”、“劳动力产权理论”、“知识产权优势说和战略说论”、“一府两系、三层分立国有资产管理论”、“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矛盾论”、“虚拟经济增长逻辑论”等许多新观点。在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其主要贡献集中反映在他所提出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大理论假设”上。(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

程恩富认为,依据已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践和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活动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应当突破价值创造仅限于物质劳动的理念,确认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思想是: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假设包括以下几个核心内涵:①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②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③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④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⑤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⑥劳动生产力变化,可能引起劳动复杂程度和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这一假设,使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坚持了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核心思想和方法,又反映了现代生产方式下人类活劳动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以“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为基础,程恩富还进一步提出了“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他认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财富、效用或使用价值的源泉是多元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经济实质是按生产要素所有者在要素创造财富和活劳动创造价值过程中所贡献或提供的要素数量及其产权关系来分配。这个观点澄清了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理论误区。(二)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程恩富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自私人”即“经济人”假设陷入了功利主义、预设主义、历史唯心论、唯理论等误区,且存在“经济—道德”二元悖论。他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在唯物主义、整体主义和现实主义基础上,主张确立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即“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作为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这一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①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③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还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公有经济范围内,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三)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

针对当今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物种灭绝、生态退化、人类物欲膨胀、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等现实,在对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和需求理论进行科学批判的基础上,程恩富提出了“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他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清晰地将需要可分为三类:①脱离现有经济条件的无约束欲望或需要。②符合现有经济条件的合理欲望或需要。③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后两类需要是经济学科要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样,由于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因而多种资源与多种需要可以形成各种选择或替代组合,进而在一定的双约束下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需要的最大满足。他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不仅包含计划或市场的配置方式,而且是公有或私有的配置方式。这一假设,使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源配置实现了内在统一,成为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科技和管理的改进是实现各种资源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的有效途径,科学调节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的总量和结构是实现各种需求的最大满足的有效途径。在公有制主体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将市场的基础性调节和国家的主导性调节互补地有效结合,以便更好地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收益,进而实现资源利用的极优化、需要满足的极大化。(四)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程恩富指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它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

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一般主张,公平和效率反向变动、不可兼得。程恩富提出,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关系和互补性。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他进而认为,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之一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种在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既有差别,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在初级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补充或辅体;在高度重视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建立和完善公平与效率的和谐互动机制,这些基于“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的论断和政策具有一般意义和科学性。

第四集 胡代光

一、胡代光的名片

胡代光,1919年5月5日生于四川省新都县,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1947年完成毕业论文《凯恩斯的述评》,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应聘到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1950—1952年在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任科长。1953年调北京大学工作,1960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84年任经济系主任。1985年5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下设经济学系、经济管理系、国际经济系,胡代光担任第一任院长。经济学院的建立使北大经济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获得长足发展。在1988—1993年期间,胡代光担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1997—2000年接替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出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此外还曾担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等职务。

胡代光早年研究经济统计,1960年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讲“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计量学”等课程。1964年,他与巫宝三等合作出版《西方经济计量学》,首次系统地将经济计量学这门新兴学科介绍给我国学术界。胡代光与厉以宁合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87年);与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等合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获“北京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1年);与刘诗白主编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1990年度著作奖”、“第二届吴玉章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1992年)等多项奖励。二、胡代光的论著《西方经济计量学》,1962—196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1980年。《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1982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年。《当代西方经济思潮》,1986年。《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评论》,1988年。《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1989年。《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1990年。《胡代光选集》,1996年。《当代国外学者论市场经济》(合著),1996年。《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1998年。三、胡代光的批判

胡代光的理论贡献的特点是: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又有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扎实功底,还能够密切联系实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胡代光在学术研究上的敏锐洞察力,除了勇于进取、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的学术执著,还源于他对国家、社会、人民深深的责任感。在胡代光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中,大量的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追踪研究和分析当代西方经济学,既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仔细分析辨别,看到其谬误和局限性,也从中鉴别出有积极启发意义的内容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服务,也为丰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内容服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所谓“斯拉法革命”观点的批判

胡代光十分重视对国外经济学发展变化动态的追踪和研究。他早在1962年,就认真研读了当时刚刚出版不久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斯拉法的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指出该书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并不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是“对马克思价值—价格论做出了独特贡献”的“划时代的著作”。之后,胡代光长期全面研究了西方经济学界所谓的“斯拉法革命”,发表了《评斯拉法的“标准商品”和“标准体系”的建立》、《评斯拉法的理论体系与转形问题的解答》和《是发展劳动价值论还是使它庸俗化——评斯拉法的“还原方程”》等4篇相关论文共9万余字。(二)对“市场经济万能”理论的批判

胡代光认为,西方学者将市场看作通过价格和竞争来产生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有益的机制,但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他们也已经认识到,“不能把市场同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市场是同商品经济共生的,而商品经济早在古代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是商品关系和市场最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把一切都变为商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雇佣劳动制度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对于市场失灵的问题,胡代光指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并不必然具备自我恢复平衡的机制。这倒不全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全性,而是复杂的市场经济运行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差错,最终导致“理想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完全无法运行。当然,也可以说,在实际上,市场从来就没有“完全”过,也永远不会真正“完全”。所以,针对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于1994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所作的报告中特别指出的:“现在报刊一些文章对市场经济的推崇有些过分,似乎一下子变成市场经济,就可以完全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运转。这种推崇或许是来自西方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里把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各种条件都作为实际的东西,如把自由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并认为这就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市场经济运转的许多条件原本是假定,而且是理想的假定,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其经济的竞争是不是完全自由就大成问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供给和需求——这是一种在其他事物长期不变的假定之下所作的推测,并不是实际情况。所以说,假定是靠不住的。”胡代光指出,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乃至理论界有些人士,却有增无减地推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会达到最优经济均衡状态。甚至近期以来,更出现积极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宣扬者企图借此为不合理或非法的市场竞争进行辩护。特别是当前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在我国广泛流传,因此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迷离恍惚。

因此,胡代光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万能论”,其渊源出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结果促进全社会财富增加,国家强大。随后的新古典学派马歇尔运用他的均衡价格论,更认定“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能精打细算,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然而,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还是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已成为不现实的假说了。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中“那只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它也是瘫痪的”。(三)对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说的批判

胡代光认为,现在流行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经济人”理论脱离实际,在方法论上充满虚构性,存在着许多疑问。因此,胡代光教授指出:

首先,“经济人”行为假定是建立在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的前提条件下。但实际上,偏好变化既多又快,而且是不可观测的,于是只有预先假定模型是正确的,它们才能被确认。这岂不是主观主义吗?其次,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完全的信息在信息不完全的场合不是一个有用的假定。最后,“已经证明,经济人是一个可有丰富解释的、在数学上容易处理的人的假定”。但是,“要探究这些模型的比较静态性质的等效,在计算上有些麻烦,所得结果的一般性也大可怀疑”。

现在流传的被奉崇的“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却从根本上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决策极少地决定于经济考虑,无视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杀了集体行为力量,忘掉了人的精神生活享受的必要性,否认了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四)对“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论的批判

胡代光曾长期深入研究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时,胡代光长期研究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在正确处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问题上,千万不能患有“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近视眼病,不要误信“只有恶性通货膨胀才可怕”的论调,不要被“通货膨胀是平等负担,人人一律有份”这样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迷惑,更不要被“用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那种主张所误导。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一定要认真吸取别国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正确看待和处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事求是,切实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作周密、配套考虑,是我国经济沿着低通胀、高增长的道路前进。(五)对“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批判

胡代光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他在指出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规律时,一再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被西方经济学的迷人外表所迷惑,不要迷信西方经济理论。2000年5月,胡代光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搞西方经济学,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西方经济学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照搬。”针对当前经济理论界存在的将经济学纯粹数学化、形式化的趋势,胡代光强烈呼吁“经济学,请莫走偏了路”。他引用索罗斯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中的话说,传统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被数学家所占领,他们以为经济就像自然科学体系一样循规蹈矩,经济学的研究生们花费大量时间来证明现实世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均衡点的存在,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想出一些貌似天使实则傻瓜的理论。胡代光接着分析到:“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研究经济学主要靠丰富的数据资料和深厚的理论功底,然后通过辩证思维,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数学只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国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些原是学数学、物理的青年学者,深感在那些领域出人头地十分困难,于是乎就转行经济学领域。他们懂得一点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再套上点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俨然就可以自称经济理论家了!其实正如里昂惕夫指出的,他们投入的是垃圾,产出的也是垃圾。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现象……”胡代光十分欣赏经济学的一代宗师陈岱孙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他说,过去,我们的经济理论脱离现实严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很多是些套话、大话、空话,甚至用口号代替科学理论分析,这些都是吃亏了的。致用之学的含义就是学以致用,用以解释和解决当今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搞教条主义不行,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行。四、胡代光的创新

胡代光是国内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作为经济理论家,胡代光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①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②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学术思想上,胡代光始终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客观地、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问题。但他不是主张教条式的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必须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具体理论有所创新。在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他的主要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较早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问题

胡代光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胸怀一种兼济天下的学者良知,时刻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敢于、勇于反映和揭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明显加快,国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们一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许多误解和疑问,出现了不少问题。有感于此,胡代光奋笔疾书,撰写了《西方经济学者论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的长篇文章,对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详细的阐述,对当时的种种弊端加以抨击。不久,《中国青年报》、《财政研究》、《信息周报》、《工人日报》、《云南价格》、《福建经济报》等众多杂志纷纷加以转载,1994年底,国家计委还将该文作为当时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参考材料印发给各位与会领导。1994年8月,胡代光接受《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提出了“莫把市场经济庸俗化”的著名论断,这次访谈录于1994年2月2日在《经济日报》发表之后,立即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人民日报》接着在9月5日即予以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较早提出以发展和开放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

胡代光始终坚持要以发展和开放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际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其中既涉及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涉及如何改革开放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怎样对待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学,怎样完整、深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什么理论来指导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指明了基本方向和坚持的原则,但具体认识问题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学习和理解。

胡代光认识到,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此,完整、深刻、准确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而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更是重中之重。鉴于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重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胡代光从80年代初就为研究生开设了“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的专题课,为研究生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有关理论的深刻理解和鉴别。后来,胡代光与其他人一起合作编写出版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一书,成为“六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这部书后来多次获得重大奖励,几乎囊括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全部大奖。“孙冶方经济科学1990年度著作奖”评委会评价说:“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研究的专著,是一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品。该书对百年来,特别是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总体评介以及对《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转形理论、贫困化理论、再生产理论、危机理论等的研究作了实事求是、全面深刻和充分的理论评介,边叙边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该书有力地回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挑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资本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部专著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评介当代西方经济学,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三)主张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趋势进行跟踪研究

早在我国改革开放不久,胡代光就主张密切跟踪和积极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变化,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当代西方经济学,看是否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之处。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胡代光承担主编的“七五”计划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一书。与此前的同类著作比较,该专著在内容方面包含了许多新的突破,分析评论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理论的诸多发展。胡代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六次革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创新,都是很有裨益的。(四)阐述了《资本论》完全数学公式化将会阉割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观点

众所周知,萨缪尔森竭力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价值如何转化为价格的程序完全是“不必要的迂回”,并用数学公式论述了马克思的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之间是互不相容的,进而对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挑战。针对萨缪尔森的观点,胡代光通过科学的分析,有力地回击了萨缪尔森的攻击。

胡代光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是从研究人的关系,即揭露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着手的,他的分析与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和新李嘉图主义者是对立的,前者的主要重点是论价格,后者的分析是从技术关系开始。所以,马克思批评庸俗经济学家为商品拜物教者。同样,在研究利润的性质和起源方面,马克思正是用劳动价值论作为说明的理论。他强调利润不仅是由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而且是由于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存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就在于揭露现象背后的实在……就社会关系的分析及就社会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调节作用而论,劳动价值论是决定性的。”进而,胡代光提出了两重关系:“价格和利润是作为再生产的直接调节器,而社会劳动时间则是作为价格和利润的,因而是再生产的内在调节器。这种两重关系的作用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依据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规律的作用。……马克思从来没有忽视由价值规律对价格现象的支配。马克思是把商品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当作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然而,萨缪尔森不懂得马克思的这种辩证统一的观点,加之在萨缪尔森的意识中仅存在竞争中表现的商品价值的形式——生产价格而没有价值这个范畴,他才将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视为互不相容,并断定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不过是“擦抹和替换法”的表演,这“实际上扭曲了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和价值规律的真正作用”。胡代光尖锐地指出,萨缪尔森宣扬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极大歪曲。“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讨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那种剥削,如果以为马克思关于剥削理论的依据在于工资与利润之间存在的逆关系,那就意味着把剥削看成是流通过程中所生产的现象,看成是任何一种不等价交换的结果,也就是把剥削仅仅视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结果。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庸俗经济学观点。”

胡代光对于西方学者将《资本论》数学化的做法进行了评论。他认为,现代数理经济学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主要依靠形式逻辑建立起来的。如果单纯利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而使《资本论》完全数学公式化,就会阉割马克思理论体系。他还指出,尽管定量分析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是定量分析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否则将误入歧途。(五)提出了解决“价值转型”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观点“价值转形问题”是国际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关系到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重大理论问题。胡代光在国内最早研究了“价值转形问题”,对“价值转形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思路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胡代光指出,“在马克思的‘转形’方法中,的确没有将投入品同时转化为生产价格,而与产出品的生产价格的计算取得一致性。这样一来,某特定生产部门中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当然就视同等于其价值,而忽略了作为投入品的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离”;但是,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这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①马克思强调的是总量平均数规律在形式上表现出对整个资本主义过程所发生的作用,因而“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销”。②由于着重总量分析,马克思并未寻求总量在各个部门间分解的具体情况,不管怎样,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价格总额毕竟等于价值总量,平均利润总额终必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因此,对于特定生产部门中的成本价格与其价值之间的误差就“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③马克思的“转形”问题的实质在于论证剩余价值总量在资本家之间的重新分配,从而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的强化。所以,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的剩余价值及其实现总是同利润量相等的,而资本家所关心的正是剩余价值或利润等比例于资本的分配实现。因此,马克思指出:“无论商品的成本价格能够怎样偏离商品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是既定的,它是一个不以资本家的生产为转移的前提,而资本家生产的结果则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也就是一个包含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价值余额的商品。”

胡代光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是从他的方法论出发来处理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数量表现问题,而决不是由于未考虑到投入品也应同时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这绝非像某些经济学者所说的是马克思的“这个伟大人物的小失误”。对于如何进一步理解和解决“价值转形问题”,胡代光提出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马克思在总量水平上对‘转形’所作出的分析似须进一步进行总量分解。②在坚持定性分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数学工具而重视定量分析。③“转形”问题必须放在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胡代光认为,马克思是重视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这两种研究方式相结合的。他不仅在国内率先系统介绍和分析了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指出了价值转形问题的本质,并提出了解决思路,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学术界对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为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集 卫兴华

一、卫兴华的名片

卫兴华,1925年10月生,山西省五台县善文村人。祖辈世代务农,六岁入善文小学读书,1937年春就读东冶镇沱阳高小。1938年秋,因日本侵略军占领家乡,辍学回家务农,当过小学教师、药材庄店员。1943年赴晋西隰县入进山中学读书。1946年随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参加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进步社团“投枪社”编辑组长、“青年读书会”干事长、党安排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捕入狱,严守了党的机密。出狱后,于1948年6月受组织安排到北平从事革命工作。同年11月初回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50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和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全国老教授协会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成员、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兼任福建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兼职教授,并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

1981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央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论文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中国图书一等奖等共2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二、卫兴华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受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经济学动态》。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人民日报》。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红楼梦》。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四世同堂》。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伟人:鲁迅。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周恩来。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李大钊。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的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为: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实事求是。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让理论成为真理的喉舌,而非权势的奴仆。

学术目标:替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说话,实现民富国强。

最赞赏的学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和严谨的叙述。

认为成功的要诀:独立思考、求真求实,勤读、勤思、勤写。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超越自己、德才兼备。

希望自己的子女:努力成才尽心报国。三、卫兴华的论著《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一、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卫兴华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卫兴华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5年。《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合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探索、改革、振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我国新经济体制的构造》(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研究方法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之我见》,《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5期。《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论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四、卫兴华的批判

卫兴华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研究中始终遵循“不惟书、不惟上、不惟风”,他反对以教条式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但更反对在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经济思想进行错解、曲解和歪解。对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研究中以所谓的“创新”来混淆理论是非的做法,他更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所谓创新“劳动价值论”观点的批判

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根据现代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现实,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及其表现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卫兴华主张拓宽生产劳动的范围,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商业工人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但他不认同一切劳动都是创造价值或所有“第三产业”的服务都创造价值的观点。他主张社会主义的劳动可以分为四类:①物质生产劳动。包括非商品经济中不形成价值的生产劳动和商品经济中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②精神生产劳动。包括文教、科技、演艺等劳动。③商业服务劳动。④社会公务劳动。包括党政、公检法、军警等劳动,这些都是社会必要的、有益的劳动,但并不都是生产劳动,更不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在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解和曲解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劳动价值论仅仅是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的理论,不能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商品价值决定问题,进而还认为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卫兴华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侧面,多次撰文,批驳了那些主张用生产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观点。针对用生产要素价值论说明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卫兴华提出,非劳动要素的确参与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生产过程,其中的自然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之一,因而对非劳动要素在价值与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也应予重视。但是,分配制度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解释了商品价值决定的问题,而不是商品价值的分配问题。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实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也不是以要素价值论为理论依据,其根据在于要素所有权。(二)对混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明确以后,一些论著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其他经济成份均是社会主义经济。卫兴华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①针对有些论著中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观点,他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我国生产力不发达国情的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不能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等同。②针对有些论著中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宣传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这是混淆了不同所有制的非科学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主要是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国有、集体经济成分,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则包括外资、私营经济等非社会主义经济的成份。③针对有些学者提出股份制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卫兴华指出,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表明任何股份制本身就是公有制。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或资产经营方式,它同所有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入股资本的性质,私人资本组织的股份制,依然是私有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其实现形式。股份制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能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公有制存在形式”等同起来。(三)对将“三个有利于”当作姓“社”姓“资”标准的批判

针对理论界有人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卫兴华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既不符合邓小平原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更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他指出,“三个是否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他还进一步指出,把“三个是否有利于”当作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在实践中会导致若干错误认识,在理论上会偏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四)对曲解马克思的剥削界限及列宁关于“小生产”论断的批判

①改革开放前,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曾误解和错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九章的一个假定条件下的假定例子。即误认为马克思讲过,雇8个工人就是私营企业,或成为资本家,就有剥削;而雇8个以下的工人,就是个体户,没有剥削。卫兴华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这个论断,马克思举雇佣8个工人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马克思讲:如果工作日为12小时,剩余劳动为4小时,雇主如想比过雇工高一倍的生活,又将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他就需要雇8个工人。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假定的条件变了,假定的例子也会跟着有多种变化。针对在我国长期盛行的“唯成分论”,卫兴华批判了曾长期盛行“唯成分论”、要地主、资本家的子孙为其祖辈的生产关系负责的不正确观点和政策,指出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了马克思讲的不要资本家和地主个人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负责的观点。②针对过去一些理论宣传和论著引证列宁“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的论断,作为搞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卫兴华经过考证分析后认为,列宁的这个论断不是作为一个普遍原理和一般规定提出来的,而是在苏联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的经济现象讲的。这里所指的小生产,主要是农民小生产者,这里所指的资产阶级也是指不把余粮交给国家而拿去倒卖的人。卫兴华还指出,由于对列宁上述论断的误解和教条化理解,加之把合作化后的农民乃至从小生产环境中出来的工人、机关干部也纳入“小生产”队伍,认为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曾起了促进“左”的错误的作用。五、卫兴华的创新

卫兴华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他认为,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能更好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在推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他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较早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

卫兴华是国内较早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界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包括非公有制经济”这一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对当时理论界存在的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论、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经济论、生产资料商品外壳论等见解,进行了评析与商榷。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是商品,应利用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否定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是商品,“是忽视了不同国营企业之间的独立权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们的统一面,而看落了它们的矛盾面。如果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导向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的作用”。1984年8月,他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提出:“有的文章中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提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提商品经济,这种看法不能成立。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卫兴华还指出,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在占有权上的实际差别和在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上的差别,要求实现为利益上的差别,决定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必然存在商品经济。卫兴华,还提出,商品经济不是社会制度范畴,反映商品货币本质关系的商品经济规律也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但是,不能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简单地定断于商品经济,手工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下存在和发展的商品经济。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卫兴华认为,与“资本主义先有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事实,后有相关的经济范畴的出现和应用”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是先有社会主义概念和理论,后有实践。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经济,是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市场经济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他认为,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重视两点:①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②市场经济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他特别提出这样一个见解: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建立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不需要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相结合。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如果“排斥计划机制,则国有资产必然大量流失,企业会被掏空而最后瓦解”。国有企业只能建立非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否则就会走向非国有化的道路或私有化道路。(二)提出“纵向二层次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新机制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卫兴华在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他是国内较早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经济学家,早在1986年,他就同当时的博士生洪银兴与魏杰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他认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是搞活经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市场调节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完全由市场机制或由价值规律自发地、盲目地调节,另一类是计划指导或政府调控的市场调节。这样,就可突破“为主”、“为辅”的体制框架,市场调节的范围扩大了,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性计划经济,可以内在地和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市场调节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价格机制引导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改善管理的作用,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和效率。这一观点,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相吻合。

20世纪90年代后,针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他进一步提出,应“主要用指导性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他认为,计划调节对市场调节起主导作用或导向作用,是高层次的调节,而市场调节则是基础层次的调节,这种调节机制是二层次的纵向结合关系,并不是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关系。计划调节的导向作用,不会把市场调节降为“为辅”的作用,而且计划调节的“主导”主要是指导向作用,而非“为主”,在实践中主要应通过指导性计划来实现。上述观点,与我国后来加强“宏观调控”及指导性计划调控作用相一致。(三)提出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

在改革的前期阶段,我国理论界侧重于从“管理体制”上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卫兴华早在1986年就特别强调提出“实现形式”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似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管理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和实现的具体形式,如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运行和实现形式,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实现形式等。”在同期发表的别的论文中,也强调提出:“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他认为在实践中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需要探索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重视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要规范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改制工作。但对“一股就灵”、“一股风”、“一刀切”、下指令完成的做法,又不大赞同。他关于探索公有制运行和实现形式的改革主张,与中央后来提出的要探寻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相吻合。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上,卫兴华主张应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不要将一种模式绝对化。在如何搞活国有企业问题上,他认为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和管理等各方面均不可偏废。针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只强调产权改革而忽视管理的倾向,他指出,许多国有企业的亏损实际上与管理不善有很大的关系,不能笼统地认为只是产权问题造成的。既要完善企业制度,也要加强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不能忽视科学管理的作用。他主张应在解决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的同时,特别是要重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发挥其主人翁精神。(四)提出“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增长模式”论

卫兴华较早提出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增长与发展的问题。他指出,片面追求高速度的超高速、不正常的增长,易导致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利于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经济比例关系的合理化。因而,我国应“由数量扩张型的快速增长方式转为质量效益型的快速增长方式”。他不赞同所谓的“通胀无害论”和“高增长必然会伴有高通胀”的观点,提出应探求我国条件下高增长率与低通胀率的最佳结合点。他提出必须处理好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关系:①切实保护自然资源。②合理开发自然资源。③节约使用自然资源,还要拓宽资源利用范围等。在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他指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最终还是从两个方面决定经济增长,一是单纯的数量增长,二是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总量。他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主要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转变。我国现有的大型统计资料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条目,许多经济统计资料没有系统的有关劳动生产率的统计,更缺乏实物劳动生率的统计,这方面的缺陷不利于全社会重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卫兴华主张重视科技进步,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将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科学管理、转变企业运行机制等问题,特别是要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转变相结合,包括投资体制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等。(五)提出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论

卫兴华认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既要消除和防止平均主义,也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他认为,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并列,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工作与管理都是非劳动要素”。其实,生产劳动应包括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他认为,不能把按劳分配等同于按劳动要素分配。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是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仅仅作为劳动要素的提供者参与生产和分配。在分配公平问题上,卫兴华早在1988年就第一次提出了“重视调节和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质是经济利益机制的转换,不能仅仅侧重于企业外部经济转换,也要重视在企业内部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实现利益机制的转换,特别是工资奖金制度的改革。他主张,国家需要从宏观上控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需要合理地控制社会工资总额。在个人收入分配关系中,不仅要解决好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也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防止出现人们的收入同各自付出的劳动和对社会的贡献不相称现象。他认为,解决“体脑倒挂”、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挂”问题、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同部门和行业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私营、个体经济的收入过高等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国家税收调节制度、采取措施理顺工资水平和标准,并控制部分行业收入增长幅度。

对于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点,卫兴华始终认为,这一说法用于指导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不妥当的。他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生产力标准,重视生产效率,也要重视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重视分配公平。他提出在分配领域中应当将效率与公平并重,实现二者的统一与结合。因此,要“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公平的分配能够促进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并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他主张调整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这些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观点,被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重视,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六集 吴易风

一、吴易风的名片

吴易风,生于1932年4月21日,汉族,江苏高邮人。1937—1950年,先后读私塾、乡村师范和初级师范。1950—1955年在扬州、泰州、常熟从事成人教育工作。这期间,他在讲经济建设常识课时,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1955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那时起,他一直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4年经特批晋升教授。1990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1989—1990年,吴易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先后访问美国洛杉矶、波士顿和纽约等地的几所大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1995年9月,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社会兼职:曾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十几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教团成员和经济组副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课题组主要成员和西方经济学课题组第一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易风的科研成果曾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高校教材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全国副部级城市报刊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并获资深翻译家、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市人民教师等称号。二、吴易风的主要论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1期。《价值理论“新见解”辨析》,《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理解、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合著)《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马克思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引进外资的研究》,《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6期。《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要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高校理论战线》1997年第4期。《关于非国有化、民营化和私有化》,《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理论思路和政策思考》,《经济评论》1999年第6期。《引进外资需要研究和确定的十个政策问题》,《经济工作通讯》1995年第11期。《不能让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误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现代西方经济学》(合著)(上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1990年。《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凯恩斯学派》(合著),武汉出版社,1995年。《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合著),商务印书馆,1988年。《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主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论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目前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影响的西方企业理论》,《经济改革与发展》1995年第2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合著),《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5期。《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合著),《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结论为时过早》,《新华文摘》2001年第2期。《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当代思潮》2003年第3期。《西方国家的国有化和非国有化》,《福建论坛》2001年第9期。《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出版社,1980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20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三、吴易风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深有研究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易风,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论著,闪耀出经济学新的光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坚持真理,弘扬马列,对改革进程中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歧进行了批判与探讨

吴易风在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02年5月出版的《当前经济理论界意见分歧》一书中,站在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全面分析和回答了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吴易风准确地概括了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他认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原则分歧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①关于市场经济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应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应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②关于所有制。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不相容,只能以非国有经济作为微观基础,国有企业要非国有化。③关于分配制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④关于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对市场经济进行政府调控是必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机制能自行调节,无须进行政府干预。这些意见分歧,不仅是重大的带有原则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改革实践中具有急迫性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些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经过多次争论,至今并未取得共识。吴易风认为,经济理论界的分歧,决不是“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分歧,而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观的分歧。他认为两种改革观的斗争,是一个关系改革成败、社会主义存亡的根本问题。这种认识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也是人们理解改革理论分歧实质的一把钥匙。吴易风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了特有的清醒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剖析西方经济学的谬误,大胆破除“至理名言”的神话

吴易风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害,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又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他强烈要求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经济规律向前发展。古典自由主义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曾经起过反封建主义的积极作用。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强烈地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和西方经济学界。当时围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西方形成了三种对立的经济思潮。第一种经济思潮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此派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应当被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所取代,自由放任的政策应当被政府干预的政策所取代。此派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凯恩斯等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使原经济自由主义陷入危机之中。第二种思潮是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后来又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继续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第三种思潮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兰格的理论既不同于国家干预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都是市场资本主义,真正的出路在于市场社会主义。

吴易风指出,新自由主义有许多派别,不同派别有不同的影响范围。新自由主义的派别主要有: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巴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原称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曾任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政府经济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曾为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出谋划策的北欧经济学家;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有不同的影响范围:在英国,对撒切尔政府影响大的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对里根政府影响大的是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影响大的是弗里德曼、萨克斯、伊萨克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当前影响最大的是以科斯为首的经张五常等人反复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十多年来,也有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其观点主要有:①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②用科斯定理的产权清晰论反对公有制。③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断言私有制优越于公有制,宣传私有制是灵丹妙药,是唯一选择。④主张把国有资产变成特权者的私产,主张由共产党推行私有财产制度。上述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在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就会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损害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还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三)锐意求新,求真求实,是非分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观点,明确反对私有化

针对有人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与私有化混为一谈,主张推行私有化的观点,吴易风认为,分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是一个关系到改革成败、社会主义存亡的根本问题。他指出,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确保这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确保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标志。市场经济是同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不存在所谓的纯粹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能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

吴易风认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有人要求“缩小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使其仅仅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工具”,主张整个经济发展要以“非国有经济”作为主战场,这种要求和主张是错误的。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要求积极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要求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

吴易风指出,“私有化”是一种错误思潮。它起源于西方国家,然后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接着又盛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思潮的出发点是否定国有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排斥国有经济的,是排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按照私有化方案,就不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同发展的问题,而是要将现有的公有制经济变为私有经济,将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一些年来,我国不断有人提出各种非国有化、民营化的改革方案。并说,非国有化和民营化决不是私有化。对此,吴易风做了考证后指出,在西方文献中,“非国有化”和“民营化”就是私有化。(四)强烈呼吁制止贱买国有企业和严厉批判所谓“明晰产权”的错误思潮

科斯定理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现代西方经济学提到产权理论,都言必称科斯定理。吴易风对科斯定理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西方经济学家在科斯定理是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上意见极为分歧。斯蒂格利茨直截了当地说,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西方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也说:“科斯定理有可能是错误的或仅仅是同义反复。”科斯的“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句话被认为是科斯定理和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科斯的“清楚的权利界定”实质是说产权私有。因此,科斯和新制度学派的产权清晰论被张五常等人用来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攻击我国领导人倡导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斯弟子和科斯崇拜者的推动下,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以至话语体系,迅速充斥了我国的许多媒体和讲坛,直至进入我国一些高等院校的学位论文。

吴易风认为,科斯定理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迎合了经济思潮的变化,是新自由主义的风行使科斯走红,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被用作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被用作西方国家推行私有化的理论依据。他指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被张五常等人用来公开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其影响,我国有人公开宣传低估贱卖甚至赔钱出卖国有企业是“明晰产权”的最好方式。我国有人遮遮掩掩地、绕着弯子宣传私有化主张和私有化方案。他们在非公开场合说,私有化已成定局。可是在公开场合,他们对自己所主张的任何一种私有化形式都要习惯性地说一句:“这决不是私有化。”有时还加上一句:“这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或者,“这是新公有制形式”。

上述错误理论,在实践中导致出售国有企业成风的错误。吴易风提出了制止出售国有企业成风的建议,并从理论上说明这种错误理论和错误做法的危害性。吴易风指出,不管是遮遮掩掩地宣传私有化主张和私有化方案,还是公开地宣传私有化主张和私有化方案,实质都一样,都是企图通过私有化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背离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五)积极挑战与批判生产要素价值论,理解、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

吴易风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指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能创造价值,而且能创造出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由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有形式。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吴易风认为,与劳动价值论根本不同,生产要素价值论断言商品的价值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最先提出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协同创造”价值的理论,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生产三要素论”。在西方经济学中,资源中的人力资源又被分为劳动和企业家才能。因此,生产三要素论又演变成为“生产四要素论”。这种理论认为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个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生产要素价值论是生产要素分配论的理论基础。这种分配理论宣称,既然价值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当然就应该按生产要素分配:工人得工资,资本得利息,土地得地租。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这种分配理论否定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吴易风指出,有的人认为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等,这些实质上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的新的理论形态,根本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而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背离,其目的在于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否认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四、吴易风的创新

吴易风认为,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必须正确解决三个基本问题:①什么是学问?②为什么做学问?③怎样做学问?学问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是从实践中来而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系统知识,随便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编造的理论,算不上是学问。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在怎样做学问方面,现在有人提出“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这一提法很有道理。因此,吴易风指出,有些学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提出自己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决不能照抄照搬,而是要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鉴别,有批判地加以借鉴。这种意见分歧首先集中表现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根本分歧,由此决定了在对西方经济学一系列理论观点上的意见分歧。

吴易风指出,基本出发点的原则分歧,决定了在一系列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在市场经济性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政府经济职能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引进外资理论研究中的意见分歧。在推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他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完整、精确地概括了毛泽东和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理论1.对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吴易风对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和谈话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第二,毛泽东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第三,毛泽东全面评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对其中正确的观点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对其中错误的观点给予尖锐的、严厉的批评。第四,毛泽东系统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对陈云论综合平衡的研究

吴易风对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之后认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吴易风提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调节市场的根据。(二)准确、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吴易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是重大的理论难题。他全面研究了邓小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所有论述,发现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诠释,如“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社会主义本质不要求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一部分人先富一定会使所有人全富”等,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曲解。他提出:

第一,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也就是说,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第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第三,邓小平主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这样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第四,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第五,邓小平区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指出了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第六,邓小平强调,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搞市场经济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第七,邓小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前提。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最后,邓小平对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三)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和主张积极推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政策

吴易风指出,正确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市场经济总是同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本质区别: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区别。②在分配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包括计划调节在内的政府调节,但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调节占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调节,但可以自觉地把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

吴易风认为,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政府调节经济的政策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外还有收入政策、供给政策、经济计划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目的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在微观经济层面上,政府调节经济的政策有:控制价格、生产、市场进出条件和安全标准的政策,通过国有化、管制和鼓励竞争限制自然垄断的政策,反托拉斯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禁止虚假广告和保护消费者免受错误信息伤害的政策,干预不完全资本市场的政策,鼓励工人参与管理的政策,保护环境的政策,提供公益品的政策,限制生产和消费公害品的政策,支持农业的政策,规划和限定土地使用方式的政策,累进制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保障最低工资的政策,劳动所得税抵免的政策,禁止就业歧视的政策,强制检验药品和食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政府为失业者提供收入、再培训和帮助找工作的政策,保障工作场所安全的政策,为老人、遗属和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障和补充收入的政策,对有未成年子女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的政策,对贫困家庭发放食品券和提供住房补贴的实物援助计划,建立养老保险、意外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和健康保险的制度,全民医疗和保健计划或仅对贫困家庭提供医疗援助的计划,对贫困学生人数多的学校提供援助的计划等,目的在于增进效率和促进公平。(四)深入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精辟地指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吴易风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这一定义主要来自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一定义来自马克思。他在对马克思有关论著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为生产关系,就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狭窄化了。至于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为资源配置,就不仅把研究对象狭窄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逃避了对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研究,把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逐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通常做法。

吴易风认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

关于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吴易风指出,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相反,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

吴易风在《关于考察西方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动向的方法论问题》中提出,阶级分析法是否已经过时?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动向有必要分析二重性?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应不应分析内因和外因?在另一场合他还提出,要不要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这些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吴易风的回答应是否定的。他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认政治经济学,并自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研究经济科学。吴易风指出,我国有的学者认为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阶级性,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劝说集》中就公开宣布自己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利益和所站的资产阶级立场。

对第二个问题,吴易风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分别对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市场经济的二重性、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外资的二重性做了分析。

对第三个问题,吴易风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内因和外因做了具体分析。对第四个问题,吴易风也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数学方法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一种有用的辅助方法。当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绝不意味着能用数理政治经济学或数理经济学取代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正确的经济理论永远是在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出发点。(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吴易风通过对马克思著作中蕴藏十分丰富的产权理论的挖掘、梳理和研究后得出结论:马克思早在100多年以前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和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吴易风认为,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是: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法权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就在社会科学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发现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

吴易风将马克思关于财产的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学说加以系统化。他还考察了马克思关于各种权利统一与分离的各种形式的论述,即关于所有权和占有权的统一与分离、劳动力所有权和支配权的统一和分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和分离、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和分离。吴易风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经济增长理论问题上,有的学者断言马克思没有经济增长理论,而西方经济学有经济增长理论。在他们那里,这一断言便成了主张用西方经济学范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一个理由。吴易风指出,这一断言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和辨析便可以发现,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马克思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即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个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费里德曼以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为根据,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落后了半个多世纪,后来才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下,在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启发下,尝试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讳言,他们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吴易风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用简洁的数学模型正确地、准确地、精确地表达马克思用图式表达的经济增长理论,用数学方法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家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成果,对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

第七集 张薰华

一、张薰华的名片

张薰华,男,1921年12月出生,江西九江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62—1984年任该系系主任。

主要业绩:1989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国家教委与国家环保局授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称号。社会兼职: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张薰华认为教师的职责既要向学生传授前人和外人的成果,进行科学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还应自己结合教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并用以丰富教学内容,从而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为此,在50多年的教学活动中,他还注意理论的创新。“文革”以后,他不仅写了大量研究《资本论》的专著与论文,还对人口经济、土地经济、交通经济、环境经济进行专门研究,也有专著和大量论文。二、张薰华的小传

张薰华幼年丧母,虽家世清寒,但学业未断。少年时在私塾专读古汉语,《论语》、《孟子》中某些警句,《左传》、《史记》一些精彩段落,《古文观止》中某些范文,皆能背诵。高中时曾就读苏州工业学校,较早地学习了高等数学。1940年进复旦大学,初学农艺系,后转入经济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中,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于是专攻社会科学。1945年在该系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2—1984年(文革时一度中断)任复旦大学经济系系主任近20年。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起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人生的旅途也陶冶了学风。他接触过旧社会各阶层人物,注意到他们的经济生活;读中学时在上海租界体会到殖民地的味道;抗战时期路过各地对苦难的中国人民的所见所闻;在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又经历了政治锻炼;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兼任过行政工作和校工会工作,并多次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相联。

1959—1962年间,张薰华借进修机遇,博览文史哲的一些重要著作,又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著作,特别钻研《资本论》,并且系统地躬聆老专家王学文讲授《资本论》。此后,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和科研工作,撰写了有关专著和论文。20世纪80年代又运用《资本论》方法研究社会生产力系统规律,并由此展开研究经济规律体系。于是豁然开朗,不断拓宽研究范围,特别是对生产力方面的探索,并涉及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科学技术经济学、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等,写了有关论文和专著。三、张薰华的论著《〈资本论〉提要》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983年。《〈资本论〉脉络》,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1999年第二版。《〈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经济规律的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遵循客观规律放手发展特区经济》,《特区经济理论论文集》1984年。《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调查和研究》1985年第5期。《论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竞争为经济规律开辟道路》,《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试论环境经济规律》,《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论土地国有化和地租的归属问题》,《特区经济》1987年第5期。《科学与生产力》,《解放日报》1991年9月11日。《试论经济运行中的交通业》,《财经研究》1991年第7期。《社会经济发展与脑力劳动》,《学术月刊》1991年第5期。《贱尺璧而重寸阴》,《复旦》1991年12月6日。《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试论环境科学与环境经济学》,《上海环境科学》1998年第1期。《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上海土地》1999年第2期。《从唯物辩证法看新中国的变化——兼论中国人口问题》,《纵论改革开放30年》2008年12月。《科学发展观焦点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研究》2009年2月。四、张薰华的批判(一)对马克思的研究

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他们说:“我们两人于一八四五年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来阐述我们的同德国哲学的思想观点相反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来清算我们过去的哲学信仰。”

张薰华尊重马克思,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或讹错,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中的某些计算问题》。论文发表后,学者、研究生纷纷撰写论文,或提出补充意见,或对有关校正提出商榷。两年之后,他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答辩,坚持正确意见,同时又虚心地对个别地方作了再校正。这篇论文体现他一贯坚持的科学精神。

马克思对待争鸣的态度是:“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二)对斯大林的研究

斯大林与前辈导师不同,他的特点是,虽然在理论上有过不少贡献,但因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往往用武断代替科学。例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必须抛弃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等范畴,还“必须抛弃……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在他的观点统率下所编写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20世纪50年代风行我国,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学范本。在当时条件下,平民百姓难以与之争鸣。

1959年“中苏论战”中,张薰华与前苏联统计学家论战,发表重要论文“高速度和按比例关系问题”刊于《复旦学报》。

张薰华认为,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理论的勇气,不作阿谀奉承之辈。五、张薰华的创新(一)学术方法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唯物的,“是从实际出发,由表及里从感性认识深入到理性认识”;而叙述方法要建立在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理性认识的前提下。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根本区别,有了对客观规律的科学理性认识,才能辩证地展开叙述,也就是“由里及表从内在的规律来阐述外在的表现”。张薰华的《〈资本论〉脉络》就是按这样的深刻理解,用小圈外套大圈、圈圈拓展的形象方式,给人们展示了马克思应用在人类社会的唯物辩证法。人们以这部18万字的著作为向导,可以克服理解上的障碍。(二)批租

扩展《资本论》中地租理论和香港批租实践。1984年,张薰华先是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交,后是在第8期《中国房地产》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引起了上海市委研究室的重视。时任研究室主任约为市委《内部资料》再写一篇相关文章,是为1985年刊于《内部资料》第6期上的论文《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上海把第二篇论文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求再作补充,是以有了第三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该文刊登在《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5期上,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领导机关,引起广泛关注,并产生深远影响。

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

1987年10月,“全国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学会深圳举行(会上张薰华又提交了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此后,深圳开始以协议、公开招标、拍卖方式有偿有期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88年8月8日,上海有偿出让虹桥开发区26号地块,引发了上海虹桥地区的开发建设。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批租国有土地使用权。

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引致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调整经济增长。

张薰华在那篇论文中,提及的其他问题和相关建议后来也逐步得到采纳,并变为现实。譬如,建议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把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又如,建议在浦东围海造地,另建大型国际机场;建议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建议以契约形式规定用地单位保证一定量的人均绿化面积,禁止企业超标排污,规定不得开采动用或破坏地下资源等。

到20世纪90年代末,张薰华回顾多年土地批租的实践,对土地批租制度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土地批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在《中国土地批租的学术探索》(1999)一文中,他分析了土地使用中出现的两个新问题,即中国法律上是土地所有权国有和集体所有并存,国有蜕化为地方所有;土地使用权则有偿与无偿并存,无偿就是蜕化为企事业单位所有。(三)森林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

1987年张薰华写出了《环境经济规律》论文,首次提出了大农业按林、农、牧、渔排序的观点。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柱,培育森林就是建设人类环境工程的基础设施。林业不是伐木业,而是培育森林业。在大农业中,如果森林这个支柱倒了,耕地、牧场就会失去屏障,湖泊就会淤积;没有林,农、牧、渔业也保不住;林业搞垮了,土地沙漠化、大气的调节器失控……人类就将永无宁日。林业是农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因此,不仅在大农业中林要当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林也要当头!这是林业与环境关系的精髓。(四)初级阶段主要问题是人口膨胀

人,作为自然的人,是动物,本应受动物相互吃与被吃的链接中相生相克的制约。但作为社会的人,却能消灭他的天敌,使生态链暂时断裂。张薰华认为,人口数量因此可以暂时暴增,破坏生态平衡,损毁环境。但环境终将惩罚人类,迫使人口数量限于所能承载的范围以内。这是自然规律展示给我们的。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由体力为主发展到以智力为主的。当人类以体力劳动为主时就会增加人口;而当人类以智力劳动为主时人口会自然减少。应该说,我们对待人口问题的基本国策是合乎人口的自然规律和人口经济规律的。并且,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两者相辅相成、辩证发展——要控制数量就要提高素质,只有控制数量才能提高素质。

当前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即人口老龄化。人口生育量要不要放开?张薰华认为人口智力普遍化、科学技术的发达。少量人口可以养活大量老年化人口。

第八集 洪远朋

一、洪远朋的名片

洪远朋,1935年10月生于江苏如皋一个小职员之家,16岁那年,正上高二的他即离开家乡转入江苏省财经学校读书。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在江苏省工业厅工作,成为了科员级干部。1956年作为调干生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61年大学毕业后师从蒋学模先生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的研究生。1964年学成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博士生导师。

40多年来,洪远朋一直从事《资本论》、价格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比较经济理论、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教学与研究至今。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资本论》研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比较研究、经济学名著研读、价格理论与实践、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等十多门课程。

洪远朋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现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资本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理论比较研究、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和教材有:《政治经济学入门》、《〈资本论〉难题探索》、《新编〈资本论〉教程》(1—4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论》、《价格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经济理论的轨迹》、《合作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丛书》、《共享利益》、《经济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新时期利益关系丛书》等30多本,以及论文300多篇,曾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和研究成果奖。

1984年为国家教委特批教授,1989年与蒋学模、伍柏麟教授合作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获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1990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1993年度被列为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收入《国际传记辞典》第23版。

承担的省部级以上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我国经济利益关系演变》,其中部分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益理论的贡献”等,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与宣传优秀成果论文奖;教育部“九五”规划课题:《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权鉴定研究及其政策建议》,其最终结果:《共享利益论》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三等奖,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研究,其最终成果:《经济利益关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奖三等奖;是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的首席专家,其阶段性成果之一:《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2006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第56期),200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二、洪远朋的论著《政治经济学入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1982年第2版。1983年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获一等奖。1992年第3版,改名《新编政治经济学入门》。《〈资本论〉难题探索》,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获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北方十三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通俗〈资本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上海科学技术文出版社,2009年第2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论》,工人出版社,1986年。《价格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价格的形成》,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99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书名改为:《寻找看不见的手——价格理论的发展与探索》。《新编〈资本论〉教程》(1—4卷)(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各卷出版时间分别为:1988年9月、1989年4月、1989年5月、1992年。本书获1986—1993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5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经济理论的轨迹》(洪远朋王克忠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合作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获1997年上海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经济利益关系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研究》(洪远朋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三等奖。《共享利益论》(洪远朋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三等奖。《经济理论比较研究》(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经济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洪远朋论文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社会利益关系演讲论——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洪远朋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2006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第56期),200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三、洪远朋的批判

洪远朋不仅研究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他还深入浅出,致力于《资本论》的通俗化,并且成绩婓然。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理论上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正本清源,要将各种“左”的和“右”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理论中清理出去,要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洪远朋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对所谓创新“劳动价值论”观点的批判

洪远朋提出,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也要好好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价值理论,除劳动价值论外,还有供求决定论、效用价值论、要素或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资本创造价值论、科技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创新价值论、信息价值论、知识价值论等。就劳动价值论而言,有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价值说,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说,有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说,还有积累劳动创造价值说等。这些价值理论有的有明显错误,有的有借鉴意义。但是,在有些报纸杂志中,有人把被马克思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早就批判过的供求价值论当作新发展大加宣扬,有的把国外早已提出过的知识价值论也当作自己的创造等,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他认为,深化对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搞清楚。我们看到和听到深化对劳动价值认识的一些文章和讲演,自称讲的是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讲过;有的说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实际上马克思早就讲过。所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是很重要的。(二)对否认剩余价值论的批判

洪远朋认为,承认劳动价值论必须承认剩余价值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个禁区,剩余价值一直被看成资本主义的特有概念。国内学术界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洪远朋教授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可以有剩余价值范畴。因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概念,有商品和价值就会有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仍然由C+V+m三部分组成,这是客观事实。马克思说过,如果去掉剩余价值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它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关于剩余价值与剥削的关系问题,剥削就是凭借各种权力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不都是剥削。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老百姓参加储蓄获取利息,还有一些干部和群众参与股票、债券交易,从中获取的股息、红息,可以说仍然来源于剩余价值,但不能算是剥削。这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存在剥削,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发展私营经济。但是对超经济剥削要限制,对残酷剥削要制裁。(三)对蓄意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的批判

多年来,某些人蓄意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很简单、很贫乏,就是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1985年洪远朋就指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贫乏,而是责难者知识的贫乏。这些人没有很好地认真地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他们只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提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知识,或者只有《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一些价值理论的知识。他们中好多人没有读过《资本论》第3卷和马克思主义有关价值理论的其他著作,就妄加评论。实际上只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价值理论的著作和阅读西方学者一些有关价值理论的著作,进行比较分析,就能看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系统完整、科学正确、非常丰富的。(四)对不全面或不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

长期以来,在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或教科书中,甚至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有这样的论断: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才能逐步成长起来。而且把这种论断当作天经地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洪远朋认为,这一论断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必须正本清源,澄清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全面或不正确的理解,甚至误解或讹传的东西。

这一论断最早出自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81年,洪远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吗?》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这一观点引起广泛争论,1997年,洪远朋再度发表论文《再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指出: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观点,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多次论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马克思说过:“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要比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一些概括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洪远朋认为这个长期流行的提法,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实践上是有害的,要加以正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资料生产增长较快的规律,但是已经有了这个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Ⅰ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Ⅱ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Ⅰ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不变资本不断增加,从事不变资本再生产的总劳动的相对量也就不断增加。……必定表现为所使用的工人总数中相对地有更大的部分从事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增长较快的规律。他说:“即使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做的研究,根据不变资本有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的趋势的规律也能得出上面的结论,因为所谓生产资料增长最快,不过是把这个规律运用于社会总生产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部类增长得快些。”“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可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提法,是不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再生产理论的。(五)对积累是否是扩大再生产唯一源泉的问题的批判

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是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而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提法,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有许多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的论述,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更没有论证过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恰恰相反,马克思却有许多关于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没有积累仍然可以扩大再生产的论述,既有明确提法,又有具体论证。自从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后,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混乱。洪远朋1978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几个问题》中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源泉,但不是唯一源泉。这一论点马上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论战。后来,他又连续发表文章《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三论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说明的论证。四、洪远朋的创新

洪远朋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首要的是要把马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加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理论结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加以更新。如社会主义单一的公有制理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理论、产品形式的按劳分配理论等。其次,要借鉴和吸取西方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他主张,对西方经济学一要了解、二要批判、三要吸取。最后还要继承和弘扬中国经济思想的宝贵遗产。对中国经济思想一要挖掘、二要继承、三要扬弃。在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他的主要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最早创立经济利益理论

洪远朋认为,利益是人们能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和,以及其他需要的满足。经济利益是人们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的利益。生产过程创造利益,流通过程交换利益,分配过程分享利益,消费过程实现利益。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利益,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经济利益问题的科学。结合现实经济问题,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研究,可以形成经济利益理论,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综合经济利益、分享利益、机会利益、风险利益、保险利益、开放利益和创业利益等。

洪远朋为首的学术团队认为,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经济利益及其关系。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一切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经济利益关系。但是不同的经济制度就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它公开声明是为工人阶级,也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三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益关系理论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经济利益关系理论中某些有用的成分,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利益关系理论,这是他们研究、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各种利益关系的指导思想。洪远朋为首的学术团队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经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必须以追求各经济利益主体本身利益为主的综合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利益关系的制衡机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限制少数人的暴利;保障合法利益,打击非法利益。同时,要遵循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三结合的原则,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与发展。

经济利益理论的提出,就是树起了一面旗帜,公开地为利益特别是为经济利益正名。经济利益理论来源于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又反过来为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服务。洪远朋的研究成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的。(二)对《资本论》揭示的经济理论作出了新概括,提出了新见解

洪远朋认为,《资本论》揭示的经济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主要方面。(1)一般经济理论包括: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体系、方法,关于生产力要素与源泉的理论,关于生产关系及其演变的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关于经济利益及其关系的理论,关于所有权(制)的一般理论,关于分配的一般理论,关于消费的一般理论,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关于分工、协作和管理的理论。(2)商品经济理论包括:商品因素论,商品条件论,商品内在矛盾论,商品历史命运论,市场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信用理论,竞争理论,开放理论。(3)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包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能不能跳越的问题,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或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主义(或剩余价值)流通过程,资本主义(或剩余价值)分配过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4)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包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有计划分配劳动和组织生产,社会主义的分配,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经济核算,社会主义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对《资本论》的这个准确概括,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包括哪些主要内容的问题。②《资本论》没有过时,《资本论》不仅是指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还包括:一般经济理论,这是任何社会都适用的,社会主义中国也适用;商品经济理论,这是任何还是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适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也适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然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三)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维

洪远朋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应根据时代特色和新的历史使命,进行理论创新,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1)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首先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①从学科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三级学科;一级是经济学,二级是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支,是三级经济学科。所以,政治经济学不等于理论经济学,更不等于经济学,因此,不能把理论经济学的任务,特别是整个经济学的任务,都压到政治经济学身上。②从阶级属性来说,政治经济学要涉及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不同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都有自己的经济学。当今世界主要有两大阶级,所以,从阶级属性来划分,主要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无产阶级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也就是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③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来说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制定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引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2)以商品(形式)——劳动(实质)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也需要一个能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和发展趋势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出发点。那末,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只要比较深入地思考一下,如果不是停留在现象或形式上,而是从本质和实际内容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说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商品开始,这是从现象或形式来说。商品的最大特点是有价值,而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所以,从商品开始,从实际内容或从实质来说,是从劳动开始的。(3)以广义生产关系为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严格说来是生产关系,但是广义生产关系。从横的方向来说,生产关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研究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交换过程中的关系,分配过程中的关系,消费过程中的关系。从纵的方向来说,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一种生产关系而且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但是,它不是研究抽象的生产关系,而是研究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关系。而且,它不是只固定研究某一种生产关系,而且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4)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一切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利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无产阶级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各种说法不同,实质上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公开声明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是以谋求无产阶级(即大多数人)利益为目的的经济理论体系: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核心虽有多种说法,但是,实质上是以谋求资产阶级(即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经济理论体系。康芒斯说过:“自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和哲学、神学或者自然科学分开,研究者采取的观点决定于当时认为最为突出的冲突以及研究者对冲突的各种利益的表态。”(5)以生产关系为框架的新结构。以生产关系为框架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结构应由下面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经济制度的更迭和内部变革;第二部分,生产过程,剖析直接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第三部分,交换过程,剖析交换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第四部分,分配过程,剖析分配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第五部分,消费过程,剖析消费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第六部分,政治经济学发展史。首先,介绍马克思以前的政治学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其次,描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再次,综述“边际革命”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史。最后,叙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6)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同时吸收新方法。建立政治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也应该遵循这一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发展和完善政治经济学也必须吸取当代西方经济学和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新方法。(7)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活动的科学,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来展开,要有自己的特色。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规律的揭示,总是与不同国家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脱离现实背景的经济学不可能具有生命力。斯密的《国富论》是对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概括,相应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植根于当代中国现实经济背景之中,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概括。(四)最早提出建立经济学说史新体系

洪远朋认为建立经济学说史的理论体系,除了按照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经济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以时期为序来组织理论体系以外,还可以按照经济学中的主要经济理论和范畴为主线来组织经济学说史的理论体系。因此,他吸取各类经济学说史的长处,克服不足之处,编了以专题为形式《经济理论的轨迹》一书,阐述古今中外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这是一本经济学说史新体系的尝试。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首先,在选题上具有全面性。按照各种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来编写的经济学说史新体系必须包括理论经济学中所有重要的经济原理和范畴。并且将这些范畴和原理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有机地组成一个体系。经济学中的各个范畴和原理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处于纵横联系之中的。

其次,在观点上具有鲜明性。这种经济学说史所论述的各种经济理论发展历史与现状都是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其中每个专题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分析各派各家的观点。

再次,在阐述上具有系统性。经济学说史新体系在阐述某一经济范畴和原理的认识史时,一般要包含下列几部分内容:①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经济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其中应找出该理论的鼻祖。②马克思主义对这一范畴和理论的批判、继承及发展,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观点。③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新观点。④这一范畴和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化、发展及其实践。

最后,在实践上具有指导性。这样一本以主要经济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学说史,不仅是一本经济理论发展历史的论著,而且要阐明各种经济理论的现状,特别注重这些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意义,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地创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五)最早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综合经济学的遐想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面对这一情况,近来有人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面临着危机。还有人说,经济科学面临着一场革命。洪远朋认为适应经济生活的迫切要求,经济科学必须发展、提高和前进,经济理论发展的主旋律是综合创新。基于这一基本认识,他认为无论从经济建设的实践,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经济科学的普及来看,都需要创建一门社会主义综合经济学。

简单地说,社会主义综合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经济学。洪远朋关于综合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构想是:第一篇,导论。第二篇,综合生产力。第三篇,综合经济基础。第四篇,经济运行综合体系(上)——微观经济运行。第五篇,经济运行综合体系(中)——中观经济运行。第六篇,经济运行综合体系(下)——宏观经济运行。第七篇,综合经济学与上层建筑。第八篇,人口、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发展。第九篇,综合经济系统中的核算工具。第十篇,经济学的分化、交叉和综合。(六)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综合生产力的观点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已有共识。发展什么生产力?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的说是发展劳动生产力;有的说是发展科学生产力等。洪远朋在1995年《试论发展综合生产力》中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依靠的不是单一生产力,而是由许多力量形成的综合力量,即综合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发展综合生产力,是发展一切生产力。(1)既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重视发展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结合方式形成的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自然生产力是指大自然给人类无偿提供的并入生产过程,用以生产物质财富的力量。自然不仅给生产劳动提供对象,而且给生产劳动提供手段。把巨大的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生产力。(2)不仅要重视微观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十分重视宏观生产力的发展。微观生产力是指微观经济主体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包括个人生产力和企业集体生产力。宏观生产力则是由国民经济总体产生的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宏观生产力由微观生产力综合而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微观生产力的算术和。由微观生产力综合而成的宏观生产力的大小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协调状况,即在全社会范围内采用怎样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3)不仅要发展现实生产力,还要大力发展潜在生产力。现实生产力是实际投入生产过程,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也可以叫直接生产力。如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产生的生产力。潜在生产力则是要通过一个乃至一系列中介环节才能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也可以叫间接生产力。科学力、自然力是潜在生产力或间接生产力。科学力和自然力如果不与劳动力相结合,便不能生产任何使用价值,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因而不能形成直接的或现实的生产力。(4)既要发展客体生产力,也要重视发展主体生产力。从人类社会生产力诞生之日起,就既有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观生产力,也有客观生产力。客体生产力是指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内的物质要素的生产力。主体生产力则是指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包括体力、脑力及劳动技能。客体生产力是现实生产力中物的部分;主体生产力则是现实生产力中人的部分。我们在此要着重说明的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主体生产力。(5)既要发展个人生产力,又要重视发展集体生产力。个人生产力是指个人所具备的一般劳动能力,包括智力和体力。集体生产力即总体生产力,是通过劳动组织管理而形成的集体力。马克思说:“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又说,分工“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可见,集体生产力是由分工协作所产生的,集体生产力的发展又是通过组织管理形式的一定的变迁而实现的。(6)不仅要发展物质生产力,还要大力发展精神生产力。物质生产力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这种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生产力,在饱偿多年生产力停滞之苦果后,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充分的重视。但是,精神生产力则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所谓精神生产力是劳动者支出脑力劳动而形成的生产力。或者说,精神生产力是人们在精神生产领域中运用符号系统从事信息生产的能力。精神生产以信息加工为本质内容,具体包括科学研究、教育、文学、艺术和管理等。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以加工信息为内容的精神生产力正在取代物质生产力扮演财富生产的主角。

第九集 刘思华

一、刘思华的名片

刘思华,1940年3月生于湖北省云梦县,中国共产党党员。1964年7月毕业于原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系。同年8月分配到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工作。1969年3月至1977年7月,因受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迫害,先后到农场、工厂劳动与工作。1977年8月至1991年7月,先后在广西大学和广西社会科学院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在此期间,1986年10月和1990年2月,分别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和研究员。1991年8月调入中南财经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直到2008年7月退休。在此期间,1995年荣获全国高校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8年2月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评为该校首批二级教授。这一时期,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等。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中设置新兴经济学科研究生学位授予权,刘思华在1998年和2000年牵头成功申报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于1999年招收本学科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硕士生,2001年招收博士生,2002年招收博士后。在刘思华的主持下,中南财政法大学形成了完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高级人材培养体系,在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教学科研领域达到我国同类学科的领先水平。

刘思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自己工作单位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没有担任过政府机关的社会职务,被同仁们称为“百分之百的学术平民”。因此,他在理论与实践两重创新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没有任何行政资源和社会平台,加之他从事的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在我国是非主流经济学,他就必然成为“学术弱势群体”了,尤其是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他本人和所研究的学科也都被“边缘化”了。在这种环境中,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著追求,并把自己的学术追求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时代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遭到某种挫折和受到某些不公正待遇,刘思华总是矢志不移,潜心治学,乐于清贫,甘耐寂寞,保持学人宁静的心态和学术尊严,严谨求实,锐意创新,集腋成裘,致力于打造学术精品,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因而,被推举担任多项民间学术组织和学术团体的学术职务,多所高校与省级党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学科建设顾问,多种学术刊物编委、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经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湖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生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名誉教授,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中美生态、能源及可持续性科学内蒙古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会长,中国绿色经济系列丛书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环球绿色经济样板示范区建设筹备委员会顾问,湖北省生态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二、刘思华的创新与贡献

刘思华在追逐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上,呕心沥血,潜心治学,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以笔苦耕不止,精进不知倦的50年,收获了累累硕果。这主要表现他在生态经济学、绿色经济学、绿色产业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尤其是对推动工业文明时代的传统经济学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经济学方面居功至伟。刘思华的个人著作有:《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1989),《企业生态环境优化技巧》(1991),《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1994),《刘思华选集》(2000)、《刘思华文集》(2003)、《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2006),《刘思华可持续经济文集》(2007)等。由他主笔编写了《绿色发展经济学》(1997)、《世界农业改革与发展比较研究——现代农业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批判》(1999)、《可持续经济论——经济发展理论变革与中国经济再造》(2001)。他协助已故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巨匠、中国生态经济学奠基人许涤新主编《生态经济学》(1987),主编《经济可持续发展论丛(10卷)》(2002)、《绿色经济导论》(2004),他与人合著《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1997)和《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论》(2002)等。2011年出版了“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和谐社会发展论丛》(11部)。近50年来,刘思华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160多篇收录在已出版的《刘思华选集》、《刘思华文集》、《刘思华可持续经济文集》之中。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九五”重点课题、省(自治区)重点课题、省级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共12项;获国家级省(自治区)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湖北省武汉市科技进步奖计14项;2009荣获首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刘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即为七大学术贡献。(一)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中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

1984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刘思华提出组织全国生态经济研究的骨干力量编写《生态经济学》一书的建议得到会议代表的赞同和许涤新会长的采纳。其后,他亲自组织和主办了在桂林召开的全国生态经济学大纲讨论,作为这次会议两个主持人之一,主持起草了我国第一份集中集体智慧的生态经济学大纲,在此基础上,他协助许涤新先生主编《生态经济学》,是该书的统编之一。该书于1987年出版后,被原国家教委推荐为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如果说许老主编的《生态经济学》是中国生态经济学诞生的重要标志,那么,刘思华的《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则是中国生态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1990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刘思华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中国国情,编著了《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阐明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践途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可以说是抓住了理论生态经济学的核心,因此,在我国生态经济学这一新的学科是初步建成了。”10年后的2000年,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时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国光先生在总结中国生态经济学产生与发展20周年的论文中再次肯定说:“在许老的领导下,我们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学从建立到形成一个新学科的科学体系。1987年9月,许涤新同志主编的《生态经济学》出版;1989年4月,刘思华同志所著的《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出版,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初步形成。”著名老一辈生态经济学家石山先生曾撰文论述中国生态经济学面向21世纪走向世界时指出:“刘思华是以擅长经济基础理论研究著称的生态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生态经济思想史上,他是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学说的创立者之一。”(二)创立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新学说,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践向广度与深度发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于是,刘思华顺应时代的潮流,开拓中国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研究的新领域,创立了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新学说。1996年刘思华成功地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1997年3月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理论思考》的长文,同年10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开创了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2002年他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可持续发展经济系列专著《经济可持续发展论丛(10卷本)》。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经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问题研究之林,这是刘思华对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作出的杰出贡献。2000年9月22日《大众科技报》在“经济人物”专栏中,以“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为题,用整版篇幅介绍《刘思华选集》和他研究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成就。(三)重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和生态经济理论,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基人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一个主要流派,也是最有影响的流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当今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时期对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召唤。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态,从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即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刘思华站在当今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前沿,他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理论与当代中国生态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另辟蹊径,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和生态经济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学科研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派创建,即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说的当代形态,这就是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态——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06年初他在《理论月刊》和《生态经济》(英文版)发表了这个新领域的开山之作《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提纲》一文;同年12月出版了国内外首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巨著《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在当今世界开创了一门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拓者与奠基人,使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在当代中国诞生。一些报刊和网站报道认为,《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生态经济学说的新解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多学派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强调它“是刘思华教授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生态经济理论的结晶,堪称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标志性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贡献了当今世界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四)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成为当代中国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理论的开拓者与实践的推动者

绿色经济在本质上是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并是它们的形象概括,而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是生态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刘思华不仅是当代中国绿色经济理论的开拓者,而且是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的探索者与实践的推动者。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91年出版《绿色经济蓝皮书》,最早使用“绿色经济”的名词,但他对绿色的概念没有作任何诠释。真正创建绿色经济理论的任务是刘思华完成的,刘思华研究绿色经济学和绿色产业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他的两部代表著作:《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以下简称《道路》)》和《绿色经济论》,四篇代表论文:《论绿色企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创建五次产业分类法,推动21世纪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绿色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重视绿色产业经济学研究》。这些论著代表了我国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他被中国绿色经济联盟誉为“绿色经济理论之父”。(五)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理论,是中国农业与农村生态经济学的传播者、发展者

1990年,刘思华应邀出席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会后,刘思华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阳会煕教授等赴日本静冈县考察热海市自然农法国际研究基金会和大仁农场,阳先生向日本朋友介绍时,称刘思华是“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在20世纪后期的20年间,发表了数十篇探讨农业与农村生态经济学领域的文章。因此,2000年出版的《刘思华选集》专门设了一篇题为《农业和农村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收录了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影响的11篇重要论文。在此,仅讲四点:①他在《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4期发表的《对农村生态经济良性循环问题的探索》一文,运用马克思关于农业生产的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生产相互交织的生态经济原理,首次提出“把农村作为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整体”的农村生态经济学理论,从而在我国最早提出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新思想。不仅如此,该文在探讨农村生态经济良性循环时,开启了农业和农村领域里循环经济研究的先河。②他在《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发表的《农业生态经济基础论》一文,首次提出“农业基础论实质上是农业生态经济基础论”的新理论,这是当代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态经济学发展一个具有原创性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研究成果。③他和学术助手方时姣博士在《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6期发表的《论农村和谐社会模式与农业发展的终极目的》一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首次提出了“农村和谐社会模式和农业与农民经济活动的两重目的”新论点,引起学术界重视,并获得中国三农问题成果报告奖。④他在1999年出版了《世界农业改革与发展比较研究——现代农业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批判》这部72万字的大型理论著作,全面阐述了现代农业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系统地提出了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这是刘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和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贡献。(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西方学者对后工业社会文明即后工业文明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因而他们的论著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始终没有建立起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即使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也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概念及理论。刘思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这是刘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创新、发展、传播及普及作出的开创性的杰出贡献。

刘思华是生态文明新观念纳入现代新文明范畴的第一人。早在1986年初,他主持撰写的《生态经济协调论》的研究报告中,就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建设”等生态文明思想纳入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理论的框架,形成了社会主义物质、精神、生态三大文明内在统一与协调发展理论。正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以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为编委会主任编辑的《强国丰碑》一书所说:刘思华教授“早在1986年5月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理论。’”22年后,中国改革报记者答亚光同志写道:“长期以来,刘思华教授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潜心研究,创立了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在我国学术界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因此,“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报告……有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等一批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一份功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刘思华在20世纪80年代创建生态经济学、90年代创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21世纪以来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程中,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哲学研究不断深化的新认识以及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实践,来论证和阐明生态文明新理论,使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概念成为刘教授创立的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新学说的一个基本理论与根本观点,这一理论和观点始终贯彻在他的全部论著之中,显示出刘思华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独创性、科学性、实践性、前瞻性。《刘思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沉思录》一书,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和谐社会发展》论丛中的一部,这部生态文明论文集的出版无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傲立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一座丰碑。(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绿色道路的勇敢开拓者和成功探索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发展道路。刘思华对这条发展道路进行生态学辨识、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分析,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绿色道路的勇敢开拓者。他的《道路》一书集中到一点,就是探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绿色道路。对此,张卓元先生评述说,这条绿色道路“就是努力寻求一条社会主义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有机结合协调统一的最佳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绿色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绿色道路,实质上是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由不持续发展道路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变。因此,刘教授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书中,进一步提出和探索中国可持续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系统地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总体架构。刘思华强调指出:“我们完全可以说,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在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集中体现在他发表在2009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初探》一文,该文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他对我们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与发展的重大贡献。三、刘思华的新兴经济思想

刘思华是一位博学厚识、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兴、交叉经济学大家。他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学术追求、严密的理论思维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才能,思想敏锐,见地深远学科涉猎面广,著作等身,因而其经济思想涉猎的范围也广,鉴于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要点介绍刘思华首倡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以下列举25个方面的学术思想理论,不作具体解释,详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论文集》第362—383页。)(1)提出生态需要的新概念,确立生态经济全面需求理论,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了新概括。(2)提出“现代经济社会是一个生态经济有机整体和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新理论,重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3)提出生态基础论的新原理,确立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理论。(4)提出“最少—最多—最少”的生态经济公理,并规定为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5)概括、论证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并以此为贯彻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红线,创立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学说。(6)提出了人口、物质、生态、精神四种再生产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模式,重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7)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简称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命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8)提出了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价值的实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的新论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价值理论。(9)提出以人的二重性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二重性的新理论,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二重性学说。(10)提出和传播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循环理论。(11)提出了生态经济生产力的新范畴,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生产力理论。(12)出企业是生态经济实体的新观念,创建绿色企业理念。(13)提出“生态环境内因论”,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1994年他在《道路》一书中论述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时,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生态环境内因论”。(14)提出生态创新的新观点,创立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15)提出“生态资本”的新观念,确立了在物质、人力、生态三种资本相互转化与相互增值的基础上,保持社会总资本存量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加的社会总资本理论。(16)提出可持续经济发展观的新概念,创立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新学说。(17)发展马克思主义“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确立农业生态经济基础理论。(18)提出“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的新思想,创立“三重转变”的新理论。(19)提出生态产业的新观念,创建可持续经济的五次产业分类法。(20)提出实践选择两重性的新理论,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双重价值取向理论。(21)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内在统一的新论点,确立科学发展观是经济社会发展观与生态自然发展观的有机统一观。(22)揭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与生态经济属性,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有机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论。(23)提出的现代企业是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确立一个新的理论假说——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定。(24)提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新命题,创建可持续性经济学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25)一直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学风,提出高度重视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培养这一治学理念。

刘思华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理论经济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与理论贡献可以集中到一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立了具有独创性的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学说”,这是“他全部论著的理论精华”。这个理论精华正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和基本要求,因此,我们认真阅读他的论著,“就不难发现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观点中蕴藏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先声”。刘思华创立的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学说,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进一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学说,这一新学说的创立,彰显了刘思华几十年学术生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发展的杰出贡献。

刘思华创立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学说,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理论的探索是“两个揭示”:一是科学地揭示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统一运动的发展规律,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二是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和它所包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即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与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实践的探索是“两个发展”:一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绿色发展道路,即中国绿色经济发展道路,这是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领域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和根本要求。四、刘思华的批判

长期以来,刘思华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主要是引进和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益成果,一般不引进西方经济学这个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并坚持不懈地批判、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主要是指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它又叫“新古典综合”,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和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刘思华看来,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理论,而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伪科学。他在2008年1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教材研讨会上说过: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理论表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现,我们现在是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原来的西方经济学不适应走向生态文明的时代,更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西方已经遭到西方学者的批判,甚至比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更激烈。批判者说西方经济学是把人和自然都当成工具,以异化的形态出现。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反人性的、反自然的。

本世纪爆发的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危机,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走向毁灭的表征,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终结。因此,刘思华强调:“我们仅从实践层面上,反思美国次贷危机加剧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并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严重衰退的成因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思想理论根源层面上反思它的成因”。众所周知,“华盛顿共识”一直是当今美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这是因为它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是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一脉相承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形态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华盛顿共识”基本理论的失败纪录推向了顶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酿成的必然恶果。正是从这个思想理论根源上看,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世界金融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世界金融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衰退,正在动摇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根基,而目前正在抬头的保护主义压力和信贷紧缩将会进一步加剧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衰退,这种日益严峻的新“滞涨”经济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严重挑战,滞涨酝酿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终结。”虽然世界各国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虚伪性、荒谬性和失败破产,但我国仍有新自由主义分子继续大肆推崇而使之泛滥。针对这种情况,刘思华在国际国内会议反复指出:“我在第四届湖北马思主义论坛的开幕词中说过: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不断失败、走向灭亡,马克思主义的不断胜利、日益发展,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今日之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与发展马思克主义经济学和反对与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虽然说,目前克服与消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恶劣影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克服和消除鼓吹以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理念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泛滥的恶劣影响是极其艰难的。但是,航路已开辟,使命已明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更大发展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2010年3月出版的著名学者叶文虎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第3卷,集中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地、尖锐地批判,刘思华十分敬佩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他赞同该文这样一些观点,抄录如下:“最终无论我们是否情愿,都不得不承认新古典综合的微观经济理,虽然‘形态优美’却百无一用。前面我们已经证明,凯恩斯杜撰的‘这个乘数理论’根本就是一个‘理论欺诈’。“新古典综合在一个谎言的基石上搭建一个看上去挺漂亮和挺宏伟的理论体系,到头来还是有如‘海市蜃楼’一般虚幻不实。”“一半的‘废话’,一半的‘谎言’,这就是我们在梳理完‘新古典综合’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后的结论”。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不论萨谬尔逊之流有无能力为公众揭示经济世界的内在运行规律(他们根本也没有想这样做),他们有一个更为急迫的愿望和使命:那就是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叫好!”“说到底,主流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主张’。它的使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它能带给我们的只有思想的迷茫和混乱,再有,就是遭受愚弄的羞辱感。”于是作者作出的结论“可以埋葬它了,由‘废话’和‘谎言’堆砌起来的‘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五、刘思华的选择与格言

长期以来,刘思华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说,认真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这主要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资本论》等,有的读过数次,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十几次。刘思华最佩服的一位现代政治伟人是毛泽东,最佩服的两位现代中国学者是许涤新和刘国光,推选一位世界千年思想家是马克思。

刘思华写出了一些格言,现录两条: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20世纪人类最根本性的观念变革之一,就是经济发展观的变革。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向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就如当年用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是划时代的伟大革命。——引自《刘思华文集》革工业文明思想观念之故,鼎生态文明思想观念之新。自《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和谐社会总论》

第十集 丁冰

一、丁冰的名片

丁冰,男,1930年4月30日生于重庆市长寿区,196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同年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教,1987年7月晋升教授,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兼任西北大学等十所高校及研究机构教授、客座教授、研究员或顾问。自2001年以来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至今。

主要著作(按出版时间排序)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史》、《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瑞典学派》、《战后科技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研究》、《丁冰学术文选》、《原凯恩斯主义学派》、《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问题研究》、《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加上其他担任主编、副主编和参与合著的著作共90余部;在各重要杂志发表重要论文180篇。1998年曾荣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并曾多次荣获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以及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等。二、丁冰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经济学动态》。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参考消息》。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金光大道》。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东方红》。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文天祥。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陈岱孙。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希特勒、杜勒斯、戈尔巴乔夫。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从来不争名利,不贪享受,但求为真理而奋斗不息。

人生格言:谦受益,满招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学术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彻底弄清当今世界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是非与关系。

最赞赏的学风: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认为成功的要诀:苦干与巧干并举,决心与恒心共存。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

希望自己的配偶:永远相互体贴、相互帮助的志同道合的伴侣。

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才。三、丁冰的论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88年初版,2007年第5版。《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3年。《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瑞典学派》,武汉出版社,1996年。《战后科技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丁冰学术文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原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问题研究》(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简析新经济增长论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上海《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略论新经济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广西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当代思潮》2001年第6期稍有删减重载,并收入方林佑主编《新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湖南人民出版2002年版)等书中。《〈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比较》,《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2期。《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我国应该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吗?》,《中华魂》2007年第6期。《基尼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我国当前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任务——简评对“国进民退”的指责》,《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7期。四、丁冰的批判与创新

丁冰的专业是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以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批判地吸收、借鉴其合理有用成分,为我所用。为此,他主要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对西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等进行了分析批判,从而为创造性地运用与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面评析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某些流行的观点,认为应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或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都具有各自的科学价值”而应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或互相综合(融合),以致在实践上,正如刘国光同志说的:“在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为了克服这些混乱思想和不良倾向,首先需要对当今世界上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是非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为此,丁冰发表了《〈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一系列论文,从分析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理论结构各方面,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分析,得出明确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有着原则区别,各自反映和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前者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前途服务的、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后者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并为维护其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的统治服务,是具有辩护性的、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也必然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里说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基础理论本身并不是“无阶级性”、“无国界”的,也不是能相互融合或“综合利用”的。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放在主导或指导地位,而把两种经济学同时并重,甚至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都是不正确的。

丁冰指出,上述两种经济学不仅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有原则区别,而且在个别理论范畴和观点上一般也有不同,有的即使范畴名称相同,内涵的本质也有区别。例如近年来国内愈益流行而又易于引起误解,同时又有重要意义的“人力资本”这个西方经济学中的庸俗概念就是如此。丁冰在《舒尔茨“人力资本”论的意义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比较》一文中,用了13000字的篇幅进行创造性的深入分析后指出:“一个本来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却硬被舒尔茨说成是‘人力资本’”。“这样,‘人力资本’就不言而喻地成了西方经济学者用来掩盖剥削、抹煞阶级差别,欺骗劳动者的庸俗经济理论”。

丁冰同时还明确指出: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不科学的、辩护性的,但不等于说整个西方经济学都一无是处。因为它毕竟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经验的总结,有其实用性的一面,因而它的某些分析方法和观点都有可能为我国现阶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启示。主要是:①新古典经济学对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加强微观经济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②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某些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有借鉴意义,从而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框架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以为我们如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经验。③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种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我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改革开放观的分歧和争论,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与坚持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全盘西化”的改革开放之争。近年来,当新自由主义遭到批判而日渐式微的形势下,一种更能蛊惑人心和欺骗群众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又粉墨登场。这些无疑都是干扰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杂音,必须予以坚决抵制和批判。

丁冰在《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一文中,从思想理论和经济实践上全面论述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和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近年我国被卷入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困境的事实证明,该文的预言不幸言中。同时该文还提出相应的对策:要“认真切实地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国家要积极扶持和投资重振国有企业雄风”等。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负面影响最深的是对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一些人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于我国的国企改革之中,谎称国企产权不明晰、效率低下,而主张将产权量化到个人,即应实行私有化的改革与改制。丁冰认为,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要求的。他在《科斯产权理论与我国国企改革》与《评“国有企业低效率”论》两文中有理有据深刻地揭露了科斯产权理论私有化的实质和我国国企所谓产权不明晰与效率低下的谎言。并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绝不是在本质上就效率低下,也不是从来就效率低下;在90年代出现的经济效率低,甚至亏损破产的情况,除个别因资源枯竭等特殊原因外,一般说,主要都是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人为的非本质的因素引起的,特别是因受新自由主义冲击和影响的结果”。

2010年以来,针对新自由主义“精英”掀起的一场指责“国进民退”的浪潮,丁冰及时发表了《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我国当前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文,从如实地分析当前客观经济形势变化出发,明确指出,对所谓“国进民退”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同时指出,按照宪法、党章的要求,在公有经济主体地位已明显削弱和“国退民进”之势还可能继续发展的严峻局面下,即使出现一点“国进民退”的迹象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必要的。为了反驳“精英”的种种指责,特别强调绝不允许以“反垄断”、“反权贵资本主义”、“反贫富悬殊”为借口来反对国有企业。

我国金融业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最深的另一个领域。丁冰在《简析新自由主义与我国的股权分置》一文中,运用大量的数据,按照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国企的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的安排与国有股减持再到股权分置改革,每一步都逃脱不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且每往前走一步就意味着国企私有化程度深入一层。这也就是我国国企踏上股份制改革之路以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当国企股份制改革初期,暂时不得不做出股权分置的安排,但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迫于股民的压力,“中国股市就处于这样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么继续维持股权分置局面,就不能充分发挥股市的积极作用;要么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就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见,新自由主义对金融领域消极影响的最关键之点在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新自由主义对金融领域的消极影响,在国际上比在我国国内更为严重,以致2008年爆发了全球海啸似的金融风暴。丁冰在《略谈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一文中,独创性地提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世界性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

在党的十七大前夕,一些企图走改旗易帜道路的人士,眼见新自由主义已遭到全国人民的批判与唾弃,影响日益缩小,便抛出了更能蛊惑人心的民主社会主义谬论。丁冰在《中华魂》2007年第6期发表的《我国应该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吗?》一文率先旗帜鲜明地着重从经济角度批判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明确指出“所谓瑞典模式只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并指出“瑞典经济模式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也不能达到使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目的;相反还反复出现经济停滞、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更不用说这些弊端往往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因此,瑞典模式绝不能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三)对基尼系数在我国的实用性研究和对有关论点的批判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因受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而导致贫富悬殊愈益明显和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有的新自由主义者却故意粉饰太平,根本否认我国当前有贫富悬殊的事实存在,甚至说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是“无穷大”,现在的贫富差距不是拉大而是“显著缩小了”。为了证明这个论点,还说基尼系数只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加上东西部之差距,可以说是多元结构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不适用的”。此论一出,许多经济学上的理论都要重新思考。为了澄清思想混乱,丁冰发表了《基尼系数能否适用于我国》一文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说明“基尼系数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一个衡量社会收入平均程度的宏观经济指标”,并以基尼系数在1912年的提出者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1889—1965)所在祖国意大利在当时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和各区域差别的经济结构说明,不论各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如何,基尼系数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也适用于我国;同时又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数据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不是缩小,而是愈益拉大了。即我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从未超过0.2的水平,在1981年也仅为0.26,1991年上升为0.43,到2000年、2003年分别上升为0.458、0.447都超过警戒线0.4的水平,也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水平。接着不久,丁冰在《基尼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一文中,还针对当时某权威人士散布的形成基尼系数拉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这是一种轻重倒置的说法,目的在于掩盖私有经济过度膨胀这一真实的主要原因;他们甚至还企图借反垄断之名,使已仅存不多的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该文最后还指出基尼系数的缺陷之一在于,它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仅限于在收入方面,而完全撇开了在资产(资本)占有方面的差距。事实上后一方面的差距比前一方面的差距更大。因此,如果基尼系数有什么缺陷,绝不是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不适用于中国,也不是它会人为地夸大我国贫富差距;而恰恰相反,是它不能把我国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全面、充分地反映出来。(四)对新经济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学术理论界提出了可以反映当前新时期世界生产力发展特点的“新经济”的概念。丁冰在2001年发表了《略论新经济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的影响》一文,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该文首先把新经济界定为: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知识要素为驱动力、网络为基本生产工具的经济,其核心是实现了经济网络化。接着创造性地深入分析了新经济对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对生产要素理论、成本收益变动理论、传统均衡价格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的影响和挑战,以及新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影响,结论是:新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好和永恒,而相反是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所阐明的人类最终必将由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创新性的见解,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结论。

第十一集 丁堡骏

一、丁堡骏的名片

丁堡骏,男,1961年9月生,黑龙江省海伦人。1983年本科毕业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现齐齐哈尔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4年11月至1987年1月,在吉林省委党校《资本论》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又分别于1994、2001年在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至2003年进中国人民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丁堡骏自1983年7月起,先后任黑龙江海伦县行政干部学校助教、长春税务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6年8月任长春税务学院经济系副主任,1997年3月至2003年10月任科研处副处长、处长,2003年10月任长春税务学院副院长,2010年长春税务学院更名为吉林财经大学,任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

丁堡骏的学术兼职有: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刊《当代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全国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荣誉顾问,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论经济学研究组”成员,吉林省省管高级专家,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2008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二、丁堡骏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当代经济研究》。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光明日报》。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三国演义》。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毛岸英》。

最佩服的一位近代中国伟人:孙中山。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刘国光。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爱因斯坦。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马克思、爱因斯坦、列宁。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希特勒、戈尔巴乔夫、赵紫阳。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不随风倒。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一滴汗水,一份收获。

学术目标: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最赞赏的学风:实事求是。

认为成功的要诀:自强不息。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超越老师。

希望自己的配偶:贤妻良母。

希望自己的子女:做普通劳动者。三、丁堡骏的论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新探》,《当代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F11《理论经济学》1994年第11期全文复印。《是马克思只走了半程吗?——关于转形问题答西方学者》,《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F11《理论经济学》1995年第4期全文复印。《转形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F11《理论经济学》1999年第11期全文复印,2001年获国家税务总局院校科研成果一等奖;2001年获吉林省政府第五次社会科学成果评奖论文一等奖;2001年获长春市政府组织的优秀科研成果评奖论文一等奖。《按照马克思思想研究斯拉法》,《税务与经济》2003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F11《理论经济学》2003第05期。《评塞顿的价值转化模型》,《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8期。《劳动二重性学说与实物量关系体系——新李嘉图主义的一个批判性研究》,载《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F11《理论经济学》2007第08期。《转形问题研究的马尔科夫过程解法之谜途——评森岛通夫转形问题的解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F11《理论经济学》2008第01期。《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四、丁堡骏的批判(一)回击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

庞巴维克因为攻击《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所谓“矛盾”而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褒奖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士。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创始人自居的萨缪尔森,也因为攻击《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所谓“矛盾”,而被誉为当代的庞巴维克。针对萨缪尔森的批判,丁堡骏指出:从总的逻辑思路来看,萨缪尔森所做的不过是接受完全表面化的、没有概念的生产价格范畴,而否定价值范畴。如果说存在擦橡皮的表演的话,那么萨缪尔森仍在表演通过抹去经济体系中的价值转而写上价格。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多次讲过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宁可接受完全表面化的几乎没有概念生产价格形式,而拒绝接受更深刻的价值范畴。丁堡骏则指出,萨缪尔森的现代表演,不过是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所预见的庸俗经济学家古老的擦橡皮故事的一个现代脚本,萨缪尔森充当了这出戏剧中的丑角!从具体论述而言,丁堡骏指出:萨缪尔森由于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因而在他的转形方程式中做多当量上的统一,因此,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吹捧为学术大师的萨缪尔森,在价值理论上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一窍不通、甚至对普通的代数知识也一无所知,是一个极端的斯拉法主义者。(二)批判晏智杰的劳动价值论过时论

自1995年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晏智杰教授先后在《学术月刊》、《经济学动态》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文,并且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灯火集》等著作。晏智杰教授的基本思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简单商品经济的物物交换为暗含假定条件,因而它只是用于简单商品经济时代。在今天这个劳动以外的要素有偿使用的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必须由让位于要素价值论。这是一种借“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倾向。

丁堡骏先后撰写了《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辩护——对晏智杰教授质疑的质疑》和《不懂牛顿何谈爱因斯坦》等文章对晏智杰教授所谓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三个暗含假定条件的说法一一加以批驳。丁堡骏在批判晏智杰否定劳动价值论错误观点过程中,运用辩证逻辑,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理解为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理论层次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相应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条件也被理解为是由不同理论层次上的各种条件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条件系统。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论层次之间的发展和演进,说到底不过是它们的条件的运动和转化的结果。按照这一深刻的理解,丁堡骏指出:人们不能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去寻找一成不变的经济学(包括劳动价值论)的定义和概念。晏智杰教授不是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条件理解为一个矛盾系统,不是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同理论层面上的各种条件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矛盾体,而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诸多条件链中孤立静止地抓住几点并把它们扩大化,把它们说成价值论的条件。进而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贬低为说明简单商品经济、甚至更早的实物交换条件下交换比例的理论,这是十分错误的。丁堡骏对于晏智杰否定劳动价值论错误观点的批判,在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有人称“丁堡骏是令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人闻风丧胆的斗士”。(三)批判用西方经济学教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

2005年8月,刘国光同志发表了著名的《7·15谈话》,揭露中国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已经悄悄地登上经济学教学的主流范式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刘旋风”。还在刘国光著名的《7·15谈话》没有公开发表的时候,2005年7月30日至8月5日,丁堡骏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财经高等学校《资本论》研究会的学术年会上,就以《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的指导》作学术报告。该报告,一方面惊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已经动摇,另一方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批判国内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批判西方经济学评论者在学术批判上的不彻底性。该报告还建议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指导。这个引起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领导的高度重视,2007年,将《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列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第二批教材立项。(四)批判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合

丁堡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发展和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性的批判始终是一贯的。他特别反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深入研究和认识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办法,借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局限性或缺陷,因而提出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融合或综合。1995年10月,樊纲教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苏联范式”批判》等著作和论文。樊纲一方面批判所谓的苏联范式,另一方面,自己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

针对樊纲的方法论基础,丁堡骏的批判了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论。针对樊纲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丁堡骏分析了樊纲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边际效用价值论综合起来的桥梁,即樊纲所谓的“马克思的重要命题”。丁堡骏通过分析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得出结论:樊纲先生所谓的马克思的重要命题,完全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误解和曲解基础上的。因而,综合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桥梁是不存在的。五、丁堡骏的创新(一)创立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成功地解决了世界难题——“转形问题”

转形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争论了百余年的世纪难题。面对转形难题,丁堡骏首先对转形问题的基本命题和基本假设条件界定进行了分析。在这一分析中,丁堡骏将转形问题区分为马克思之前的转形问题、马克思所解决的转形问题和马克思之后的转形问题。关于马克思之前的转形问题,主要就是困扰李嘉图学派的李嘉图学说体系的第二大矛盾,也就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表面矛盾问题。关于马克思所解决的转形问题,丁堡骏把它界定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阐述的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丁堡骏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称谓简单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丁堡骏通过对马克思的分析条件的研究,得出结论:马克思阐述的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是无可挑剔的。但马克思在转形分析上,也给后人留下了长期争论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要素投入生产价格化或曰成本价格的修正后的价值转形问题。要解决投入要素生产价格化的转形问题,必须运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使简单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具体化。沿着此思路,丁堡骏创立了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解决了要素投入生产价格化以后的价值转形问题。以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为基本参照系,丁堡骏对国外学者的各种转形模型展开了系统的评论,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丁堡骏也因此而成为享有很高威望的著名的“转形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二)提出了价值双重转形论,对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创新性理解

丁堡骏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重新表述如下: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资本主义部门内部竞争充分展开之后的价值——市场价值——价格理论;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竞争充分展开之后的价值(从部门平均情况来看就是市场价值)——生产价格——价格理论;通常人们把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理解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忽视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这个环节。而忽视了市场价值这个中间环节,恰恰是当前国内外关于价值问题一系列争论问题产生的根源之所在。由于人们没有把市场价值理解为何价值有区别的经济范畴,所以,人们在遇到马克思对市场价值决定使得一些论述都误解为是关于价值本身的论述,因而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混乱。例如关于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决定的作用的争论,就是因为人们没有从逻辑上限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作用范围所致。再如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关系“成正比”,还是“成反比”的争论,其根源也是产生于人们误把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决定当做价值决定所造成的。(三)创新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困难就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关系问题。有的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却被认为没有发展。有的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丁堡骏在为《当代经济研究》创刊20周年纪念文集《〈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所写的《前言》中,阐述了自己的创新观点。丁堡骏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基本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理论“硬核”。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宝库增添新内容。丁堡骏特别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优越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的新生事物,需要我们满腔热忱地从概念范畴和经济规律的概括方面去做工作。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切忌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切忌半途而废或因噎废食。

丁堡骏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观,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予以发展,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为借口进行所谓的“发展”。丁堡骏用爱因斯坦以其相对论来发展古典热力学的例子,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在爱因斯坦看来,古典热力学在它的概念范畴仍然使用的范围内,它所揭示的定理和命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了强化这一认识,他还特别叮嘱那些所谓的怀疑论者要“特别注意”。换言之,在爱因斯坦看来,发展古典热力学理论,不是要在古典热力学概念范畴仍然适用的范围内,对该理论的定理和命题予以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发展古典热力学理论,只能是在古典热力学概念范畴所适用的理论前提不再成立的时候,开辟新领域、探索新问题、发现新规律。最后,丁堡骏特别提出希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要像爱因斯坦对待古典热力学那样,按照正确的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坚持和发展。

第十二集 马艳

一、马艳的名片

马艳,中共党员,1956年12月生于吉林省通化市。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9月—1992年6月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9月—1999年6月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任教至今。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政治经济学学科主要带头人,兼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社会职务:教育部“马工程”专家,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资本论》学会理事,上海《资本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2项,出版学术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省部级以上社科优秀成果奖7项。主编和参编教材多部,其中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获华东地区优秀教材奖,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国家精品课获得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嘉奖。二、马艳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光明日报》。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飘》。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红楼梦》。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孔子。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邓小平。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洪远朋。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为:戈尔巴乔夫、克林顿、江青。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追求多色人生。

学术目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尽绵薄之力。

最赞赏的学风:创新、严谨、务实。

认为成功的要诀:勤劳、谦逊。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希望自己的配偶:高尚的人。

希望自己的子女:有品德的人。三、马艳的论著《劳资利益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当代西方经济问题研究评析》,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知识经济》,台湾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3年。《风险利益论——兼析在风险投资等领域的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探索的变奏——20世纪制度创新背景下的比较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创新与实证分析》,《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基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10期。《论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逻辑表达与创新的重要价值》,《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7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策略选择》,《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关系》,《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与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财经研究》2002年第10期。《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十点认识》,《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利益分析与对策研究》,《财经研究》2000年第11期。四、马艳的批判(一)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定的批判

马艳认为,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很多假定基础之上,这些假定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方面应该持批判和吸收并重的态度,但是对于不合理的方法论必须坚持批判的态度。西方经济学的很多假定不具有逻辑和现实基础,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完全建立在与现实脱节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合理的假定条件。具体来说:①对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在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中,个人的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效用,个体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但对个体来说,所有其他人的行为被事先总结在作为参数的价格当中,个体做出决策时既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的选择对自己的影响。新古典经济人的这种假定与现实情况是严重背离的,他忽视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独立地研究单个人的行为。因此,建立其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犹如马克思所言是“庸俗经济学”。②对有限理性经济人假定的批判。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新古典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但是有限理性实际上只是修正了经济人假设中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约束条件,而不是最大化行为本身。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将经济人行为的约束条件看做事先给定的,在经济人做出决策后,这些条件的变化不再纳入对经济人理性程度考察的范围,且经济人行为的反作用也不再加以考察。因此,理性经济人假设同样是片面的,本质与新古典经济人假定并无二致,因此建立在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同样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二)对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的批判

马艳指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自由主义学派,在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上就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虽然在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可以为我用,但是从其理论逻辑和理论结论上看还远远不是科学。不仅如此,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论,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根本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缓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出谋划策,最终达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实质,也是经济学阶级性的体现,关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本身也不讳言。因此,这个层面的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流经济理念。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些人对西方经济学这个层面上的本质特征认识不清,忽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忽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本质,将西方经济学看作市场经济的真理,甚或是普遍适应的真理。因此他们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用就灵的法宝,甚至把西方经济理论中已经过时的或者连西方学者都认为是不妥当的东西也一并引进并加以宣扬,大有将西方经济学推向主流经济学地位的趋势。这一点西方经济学比我们泾渭分明得多,它们绝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自由主义的一套逻辑运用于中国,鼓励一切商品市场化、生产资料私有化和经济主体完全自由化,这些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生活安定团结危害极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必须要敢于对这些思潮进行彻底批判。(三)对西方经济学将经济学数学化的批判

西方经济学自从“边际革命”以来,逐渐步入“庸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经济学过分强调数学化,而越来越远离定性和质的分析,并力图将经济学打造成与物理、化学等经验自然科学相类的“硬科学”。可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具体科学来研究,已是西方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目标,由此将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放到了经济学主体和核心地位也不足为奇。马艳认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的关系的这种本末倒置的认识的确促使西方经济学在运用数学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同时,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数学泛化的问题。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论著和教材中可以发现,他们所使用数学的程度和范围比自然科学还多还广;许多人戏称,经济学现在比数学还数学。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越来越趋于数学化,主要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体系在亚当斯密那里就已经建立起来,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也只能停留在对经济学形式化的方向上,不过越是将经济学数学化和泛化,越是说明理论的空洞。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将一门学科能否数学化作为评判科学性的依据,使得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的出发点上就已经走上了数学化。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数学只是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工具,工具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将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在制约其理论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很多经济理论工作者适当地将运用数学逻辑进行表达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是经济学界也越来越有将经济学数学化的倾向,这点是值得关注的。五、马艳的创新(一)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马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结合起来,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活动的背景下不断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作为一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为了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更加繁荣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现阶段至少需要注重如下几个方面问题:①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方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要通过阅读原著,如《资本论》来正确、准确地把握和理解经典作家的精髓思想。二是用现代数学方法来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经典内容。②要完善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理论体系。一方面,要继续继承博大精深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思想,即用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进行新的经济范畴、新的经济理论的创新。③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内对中国传统经济学进行提炼,取其历史精华为中国经济学服务。④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和借鉴性研究。⑤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学派、多学科交叉化的发展。(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定条件的创新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在既定背景条件下所进行的一种理论创新,而这个既定的背景条件就是我们常说的假定前提。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臆想,而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高度理论抽象。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定条件可以称作为一个体系,是由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假定条件组成,这些假定条件也是建立在当时的经济背景条件之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首先从假定条件的创新开始,而假定条件必须从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取。①虚拟价值理论创新。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无法用劳动进行计量并且可以直接与具有劳动价值的产品进行交换的物品,将这些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不具有劳动价值却具有一定交换价值或价格的非生产性或非劳动的产品价值定义为虚拟价值。根据载体特征和产权特征,虚拟价值具有三种类型:非劳动型、无载体型、产权分离型。通过对虚拟价值进行计量和建模将其运用于理论和实际问题。②劳动条件假定的创新。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将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化引入马克思劳动条件假定之内,同时将计量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区分为社会必要劳动意义上的劳动自然时间(外延尺度)和劳动密度时间(内涵尺度)。劳动条件假定意味着劳动复杂程度、劳动熟练程度以及劳动者技能这些劳动主观条件同劳动客观条件一样都对价值量具有影响。③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创新。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创新包括将资本有机构成区分为阶段性变化和长期变化;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区分为单向变化与双向变化的两种状态;将资本有机构成区分为外延资本有机构成和内涵资本有机构成。在这些新假定的基础上,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和指导现实经济活动,将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创新

马艳指出,马克思是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将文字逻辑与数理逻辑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多地使用文字逻辑的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而更少地使用数理逻辑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这与大量使用数理方法和实证方法的西方经济学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文字逻辑,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是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任何偏失都将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必要对其分析方法进行创新。①将数理逻辑和文字逻辑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数理逻辑和文字逻辑作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不可相互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较为侧重于文字逻辑的表述,因此,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字表达优势的同时,适当使用数理逻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的进行规范表达、系统创新与拓展应用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②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规范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的分析方法,而实证分析方法由于其客观性和数据化的特征应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用。实证分析从历史和现实数据出发,作为规范分析方法的补充,能更加充分地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并且利用这些基本结论更好地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第十三集 文魁

一、文魁的名片

文魁,男,1949年2月出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顾问;北京市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曾任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副主任、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社会兼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经济学科组成员;国家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经济学专家组组长;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第二、三届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奖评审委员;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六、七、八届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市委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北京经济学总会副会长;北京社会科学院高级顾问等社会职务。

获得奖励:在劳动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先后获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市场经济的工资运行》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主编的专著《现代企业制度与组织机构设计》和《历史存在权》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激励创新》获中国人力资源管理金奖。二、文魁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反杜林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参考消息》。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三国演义》。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红楼梦》。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伟人:周恩来。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刘国光。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

推选的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为:希特勒、戈尔巴乔夫、布什。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学者人生。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想该想的事、做能做的事。

学术目标:弄清问题、探索规律。

最赞赏的学风:求真谛、务实效。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打牢根基、厚积薄发。

希望自己的配偶: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希望自己的子女:健康、快乐、好学。三、文魁的论著《新格局与新秩序中的分配》,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市场经济的工资运行》,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年。《现代企业制度与组织机构设计》(合作)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历史存在权——公有制功能及其市场型实现新探》(合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家务劳动社会化初探》,《经济科学》1984年2月。《试论货币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特别职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年7月。《从运行机制的转换把握工资改革方向》,《经济日报》1988年6月21日。《平均化: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价值规律的再认识》,《财经研究》1990年2月。《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机制》,《经济与管理研究》1990年1月。《中国工资运行机制改革研究》,《管理世界》1994年3月。《工资市场运行与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1月。《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塑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新视野》1997年1月。《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生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1月。《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新的实际”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高教理论战线》2002年2月。《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人民论坛》2009年8月上(总第26期)。《民生主导:一条成功的改革规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新论)》2009年1月5日17版。《建设绿色城市享受绿色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与中国改革开放》,《纵论改革开放3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实现新形态》,《社会主义论丛》2008年第6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新中国经济60年发展主脉》(合作),《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10期。四、文魁的批判(一)对“社会主义劳动力也是商品”的认识

针对改革中学界普遍接受“社会主义劳动力也是商品”观点的认识,文魁专门撰写论文,指出劳动力商品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有概念,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劳动力商品,是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关键所在;同时,纠正了在经济运行表象层次上理解劳动力商品的浅薄认识,指出,马克思指的是整体工人阶级出卖劳动力给整体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是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艰苦理论探索才能发现的“秘密”,不是工资的表面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存在着形式上的雇佣劳动,劳动力也要流动,但从社会整体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改变了旧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不能用劳动力商品的概念为劳动力市场开路(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国际劳工组织从来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社会主义劳动力也是商品”的判断更是错误的。(二)对要素参与分配的观点

针对由于要素参与分配的现实,致使很多人接受要素创造价值的糊涂认识,文魁在论文写作和教材编写中,始终坚持批判要素创造价值的错误观点,在强调要素参与分配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价值的分配不等于价值的创造,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在不同场合均予以澄清。特别在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界定范畴、理清思路,文魁指出劳动有三个范畴:一般劳动、交换劳动和特殊制度背景下的劳动,分别评介了马克思对三个不同范畴的基本观点,指出劳动价值论是以交换劳动为观察点的理论,不能以特殊经济制度的视角来理解和创新,只能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新的实际”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三)对构建市场经济利益结构的认识

对于构建市场经济的利益结构,文魁批判了一些人只注意到个人利益对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而忽略共同利益对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基础作用的倾向,他为共同利益是交换的根据和潜在目标。只承认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片面的、表层的,没有共同利益就没有交换,通过交换实现共同利益,是人类共同生产在分工与协作条件下的继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把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起来的认识,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走出在所有制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实现不同所有制的辩证综合。五、文魁的创新(一)完善按劳分配理论

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魁根据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较早地研究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实现,针对改革中对按劳分配的曲解和责难,重新审视了按劳分配理论的若干重要特点,纠正了对按劳分配理解的偏差,提出把消极的按劳分配转化为积极的按劳分配;认为按劳分配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探索了市场经济中,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劳动报酬平均化运动中实现“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这一按劳分配规律内在要求的新机制。据此,进一步研究了市场经济的工资运行,第一次提出工资运行的三方规制结构和劳动者以劳动产权为依据,平等、自主参与工资决策的目标模式,以及中国工资改革的突破口和工资改革的时序设计等政策建议,学界认为填补了空白,国内领先,引起媒体和政府高度重视,发表的系列论文对推动中国工资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二)肯定公有制和共同利益

在改革开放中期,文魁针对公有制的否定和私有化思潮,探索了所有制结构背后的利益格局,在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受现实的启发而思考,提出:共同利益始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离开共同利益的个人利益,也没有不存在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的不同方式,区分了各个社会的不同性质;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看它以什么样的利益关系为该社会的主导或根基,社会主义本质的真谛是共同利益;第一次从所有制功能出发,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而论证了公有制的历史存在权。(三)概括改革开放的规律,总结新中国经济历程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文魁总结概括了改革开放中的八大规律:①民生主导规律。②改革与发展共进规律。③稳定的增量改革规律。④思想解放促成体制突破规律。⑤由非均衡改革到均衡改革规律。⑥自发演进与自觉建构相统一规律。⑦实践探索与理论提升交替推进规律。⑧改革成果制度化规律。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际,对新中国经济60年历程进行了总体的理论思考,以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梳理了60年历史,提出:民族复兴以强劲的动力,推动着经济不断发展,形成新中国经济的主线:社会主义以科学理论引领着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形成新中国经济的主题。主线和主题是60年实践的灵魂,都是中华儿女的不懈追求。实践证明,两者结合的好,经济就发展,社会就进步;两者结合的不好,经济就停滞,社会就倒退。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开辟了新中国经济的新天地;淡化民族复兴使新中国经济遭到严重挫折;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新的融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道路;淡化社会主义存在着迷失方向的潜在危险;科学发展观实现了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合二而一的新境界。(四)对民生问题的思考

文魁对民生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提出并论证了五个新命题:①民生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②民生是社会主义萌生的起点和不变的主题。③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特征。④民生是发展的初衷、动力和归宿。⑤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脚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民生问题的制度创新进行了探索,提出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新形态。

第十四集 方兴起

一、方兴起的名片

方兴起,男,1950年2月18日出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获经济学博士。现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资本论》研究会顾问,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常委。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公开出版个人专著五部,与人合著出版的著作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经济评论》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独著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一文,获得广东省政府2006—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二、方兴起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海派经济学》。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参考消息》。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三国演义》。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亮剑》。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杜甫。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孙冶方。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斯蒂格利茨。

推选一位世界千年思想家:马克思。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为:希特勒、里根、戈尔巴乔夫。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明知不可为而毕生为之。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面向太阳。

学术目标:留下自己的脚印。

最赞赏的学风:不跟风。

认为成功的要诀:永无止尽的追求。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自己学术生命的延伸。

希望自己的配偶:志同道合。

希望自己的子女:流自己额头上的汗,收获自己田里的庄稼。三、方兴起的论著《西方货币学说》,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年。《货币学派》,武汉出版社,1996年。《市场经济宏观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全球金融失衡》,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评形而上学的市场经济观》,《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8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6年第12期。《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理论经济学》2007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理论经济学》2008年第6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若干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论俄国农业公社》,《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7期。《市场经济:新视角下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9期。《保罗·克鲁格曼: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乔治·索罗斯:反新自由主义的“新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5期转载4000多字;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论丛》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辩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6期转载4000多字;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理论经济学》2009年第9期全文转载;《马克思主义文摘》2009年第9期转载4000多字。《美国反危机政策的双重标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世界经济导刊》2010年第5期全文转载。《保罗·克鲁格曼理论体系的二重性质》,《管理学刊》2010年第2期。《西方经济学向何处去》,《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四、方兴起的批判

方兴起在批判与借鉴西方经济学方面,试图探寻新的视角。具体来说:(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辩证关系

方兴起认为,从理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对立的学说,即两者分别代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利益,而这两种理论是在相互对立和斗争中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从理论所反映的现代工业经济或市场经济这一客体而言,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又是两种统一的学说,即两者都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再现(尽管存在层面的差异)。从而,这两种理论是可以(事实也是如此)通过相互吸收对方的成果而得到发展。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发展的关系。基于这点,既不应赞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趋同”的观点,也不应赞同这两种理论绝对对立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科学地批判和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即使对马克思经济学来说也是缺一不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证明:当我们既科学地批判西方经济学,同时又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能够在理论上得到发展或取得突破;当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完全采取盲目批判的态度,否定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当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而完全忘记,甚至否定科学地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面临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的危险。(二)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现实意义

方兴起指出,大英殖民帝国的迅速衰亡与世界新经济学在大英帝国的迅速兴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至人们对梅纳德·凯恩斯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到他所创立的反自由放任的新经济学上,而忽略凯恩斯创立这种新经济学的英国背景,从而误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研究封闭经济的产物。实际上,产生于大英帝国衰落期的凯恩斯国家管理经济的思想体系是由两大密不可分的部分组成的,即国内经济管理理论与国际经济管理理论。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是其国际经济管理理论的具体体现。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操作层面上,它对解决当今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美元周期贬值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之频繁和全球金融动荡之剧烈,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全球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其害。要彻底改变由美联储支配全球金融的现状,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采纳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两点核心内容:①通过多边合作建立不受美国控制的国际中央银行,来管理国际金融;②由国际中央银行发行国际货币,作为全球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只要依据这两个基本点来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其操作层面的问题就易于解决。

不言而喻,这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但它符合当今全球多极发展和多边合作的趋势,从而必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在凯恩斯去世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要研究他的思想的意义所在。与新自由主义的伪普世价值及其为垄断资本主义大唱赞歌相比,凯恩斯公开强调其理论的阶级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但能够贴近现实世界的却是凯恩斯的理论。(三)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用个体行为直接去解释宏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宏微观经济分裂的情况下,个体行为决定于宏观环境,因此用个体行为直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既无科学价值,又远离客观现实。方兴起认为,凯恩斯理论最值得肯定的方面,在于它突破了长期主导西方经济学的货币面纱观,探讨了微观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宏观环境。而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是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倒退到斯密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论”和个量总和与宏观总量“相等论”,从而用微观经济学取代宏观经济学。

宏观环境或物的依赖关系支配着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个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实践表明,人类要摆脱这种困境,只能靠发展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经济,以创造“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去实现宏微观经济的合一,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模式。(四)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重新评介

方兴起指出,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材料,但从总体上说远非科学。具体来说,魁奈最早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尽管他在这方面的分析极其简单和粗糙,但其开创性的科学贡献是无可争议的。不过,魁奈并未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区别开来。瓦尔拉斯实际上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的区别和联系(西方经济学界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知道瓦尔拉斯理论在这方面的科学价值),但是,由于他过分迷信数学方法,用数学取代经济分析,再加之其论证过程完全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因此,瓦尔拉斯事实上无力对这种区别和联系加以科学的论证。理·斯通用国民账户“再现”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内部联系”和内在约束条件。但理·斯通却囿于会计平衡原理,不能将他的分析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延伸到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为人们更为精确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但他对于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非均衡状态,及其与市场经济内在约束条件的关系问题,则几乎毫无涉及。而且,即使在分析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时,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也仅限于实物面的分析,而对构成市场经济的另一方面,即金融面则完全未涉及(就总体而言)。让·贝纳西对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进行了极其精辟的分析,其所涉及的问题之广泛,研究之深,成果之显著,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极少见的。问题是他未能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区别开来,从而在理论上所形成的种种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可以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唯有马克思把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和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区分开来了,并对两者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无论是魁奈、瓦尔拉斯、理·斯通、里昂惕夫,还是贝纳西,都没有能够做到这点。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实际状态问题的理论探讨,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甚至离马克思在这方面已达到的高度还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解决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马克思确实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和思路。(五)克鲁格曼理论的二重性

方兴起指出,就整体而言,同凯恩斯经济学一样,克鲁格曼的理论体系具有二重性质,即它是一个正确与谬误,科学探讨与诡辩献媚的混合体。克鲁格曼在和平发展的中国与霸权衰落的美国间的利益冲突中,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即使这种行为与他的理论相矛盾也在所不惜。

绝不能因为克鲁格曼充当了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鹰犬,而抹杀其理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保罗·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汇率、经济地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等方面的理论创新,都是源自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他挑战“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的作用,而是要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无论瑞典皇家科学院主观意愿如何,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当今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都将在客观上预示着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易位,即国家干预理论将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五、方兴起的创新(一)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探讨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有一部分学者基于市场经济中性论,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发展都大同于或终结于市场经济。方兴起指出,这就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市场经济从何而来、现处何处、向何处去?马克思的“五形态论”和“三阶段论”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从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理论,能够成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与当前研究市场经济的中外主流范式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将市场经济置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的坐标中,从社会发展的大视角对市场经济进行动态的分析,从而超越了中外主流范式就市场经济论市场经济的狭隘眼界。显然,只有这种新范式才能科学地解释市场经济从何而来、现处何处、向何处去的问题。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对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作这样的定位:市场经济由人类社会第一阶段发展而来,现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因自身的矛盾运动,它向着人类社会第三阶段发展而去,并以自身的自然消亡(而不是人为的毁灭)来宣告人类社会第三阶段的降临。新自由主义者的人类社会终结于市场经济的历史观,不过是现代版的乌托邦。(二)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出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论

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时,人们往往只是注重从西方经济学中寻找研究均衡或非均衡的分析工具。其实,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问题时,实际上采用的是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因此,方兴起认为,重新认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我们探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在无货币流通等各种假定下,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或社会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条件,然后,引进货币这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和引进不稳定的固定资本更新因素来对社会再生产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实际过程是处于一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状态,而不是一种均衡状态。这样,如果抽象掉制度因素,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实际上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具有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特性。均衡只是指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约束条件,而绝不是指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过程。非均衡则是指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即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过程,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只能处于非均衡状态,而不可能处于均衡状态。不过,由于存在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这种非均衡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偏离均衡的程度,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上限和下限。一旦超出这种上下限,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就处于一种破坏性的非均衡状态,即出现经济萧条或经济危机。(三)从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拓展出“宏微观经济分裂的假说”

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在客观上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经济层面的区别和联系。

方兴起提出,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一方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可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约束。显然,约束企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属于微观经济层面,它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成本收益原则。而约束企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它实际上是经济总量比例关系的另一种表述。对企业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可知的和必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是不可知的和不必知的。而企业的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这是因为即使某类商品中的任何一个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但如果该类商品耗费的总劳动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那么所超过的部分为无效劳动。而体现无效劳动的那部分商品就会被“一起捉住,一起绞死”。这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总量,尽管宏观经济层面的总量必然源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另外,企业生产的社会性质是通过它的“产品的货币性质”,即它的产品转化为货币这个为社会承认的一般等价物来实现的。然而这种转化的必然性与其成功的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这样,只有经过“货币过滤”后的个量加总,才能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总量。或者说,只有通过“货币过滤”后的私人劳动量的加总才能等同于社会总劳动量。这点即使从严格的统计意义上来说也是成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个量与总量的关系,充分显示出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分裂。而货币是微观经济中的“异己力量”,是导致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经济层面分裂的直接原因,同时又是连接两者的枢纽。(四)马克思的两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方兴起说,马克思曾提出过两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具体来说,马克思以英国资本主义工业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条西欧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基于西欧各国的历史环境,他认为西欧各国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对后者的历史进程作了这样的预测:在经历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后,会由资本主义社会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再由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另外,马克思还以俄国农业公社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条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俄国农业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成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可能性,在于农业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并可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从而“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与俄国农业公社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可以“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这样,“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为俄国提出的一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显然,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史表明,主流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在农业国,而不是在工业国。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选择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不应选择马克思的西欧工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从而都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即市场经济,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成为矛盾的统一体。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大同于或终结于市场经济。相反,现实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于或大同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点。看不到这个共同点,从而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极,甚至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则必然导致完全公有化和去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历经70年的世界范围内的完全公有化和去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伟大的空想。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被正确的定位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而放弃了完全公有化和去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转而探索一条市场取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并未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但实际上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向了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通过改革开放来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联系,以利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五)基于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解析全球金融失衡

方兴起指出,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的世界历史中,存在世界霸权的兴衰周期。这种周期归根结底源于产业的创新和停滞。货币资本脱离生产领域而流入金融领域,从而金融繁荣与工业衰落并存是霸权衰落时期的典型特征。基于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并结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可以拓展出研究美国霸权衰落时期全球金融动荡的新范式:世界霸权国的工业与贸易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它的货币必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一旦它丧失了这种绝对优势,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也就会丧失。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世界霸权国家的盛衰过程,则世界霸权国的货币往往是其经济实力,从而也是其盛衰的“晴雨表”。

基于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来看,世界霸权兴衰的周期性变化,不仅导致霸权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对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或失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其霸权衰落期后,就丧失了其超强的经济实力。美元也就随之丧失了充当世界货币的经济基础。由于美元与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互为基础,形成了一种“美元—武力”本位,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才得以维持。随之而来的是在全球泛滥的美元所形成的“潮汐效应”,成为了全球金融持续动荡的根源。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不过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动荡事件中的一个。对我国而言,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和将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不可取的。一个适当的选择就是用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分三阶段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世界货币的非国家化。

第十五集 王志伟

一、王志伟的名片

王志伟,陕西人,1948年出生于辽宁。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直接师承于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同时受教于陈振汉、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杜度、萧灼基、赵靖等诸多前辈名师,先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至今,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王志伟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外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全国财经类的核心刊物《经济科学》杂志编委;“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特聘顾问、高级职称评定委员;内蒙古财经学院兼职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短期外籍教授。

王志伟长期教授“西方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当代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管理经济学”、“投资管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当代西方经济思潮评介”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名著研读”等课程。曾多次获得校级教学奖,2004年更同时获北京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大学教学成果奖2项一等奖。他积极参加国(境)内外的讲学与学术活动,曾先后赴香港、美国、德国、韩国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合作研究。

王志伟的理论研究课题获得过国家“六五”、“七五”、“八五”“十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内容涉及“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理论的比较研究”、“当代西方经济长周期理论”、“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演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等;还有教育部全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课题“连续实行短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累积性效应”。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问题方面。同时,参与中宣部和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重点工程下的国家级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和在《〈资本论〉导读》的编写工作。

王志伟已经出版和发表经济学专著十几部、教材十几部、译著12部及论文数十余篇。其学术成果和教学活动曾经多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吴玉章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等。二、王志伟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动态》、《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参考消息》、《环球时报》。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三国演义》。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亮剑》。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邓小平。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的四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老子、孔子、苏格拉底、马克思。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两个政治人物依次为:希特勒、戈尔巴乔夫。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诚实、友善、认真、持之以恒。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凡事做到问心无愧。

学术目标:本专业的佼佼者。

最赞赏的学风:踏实、勤奋、博学、善思、联系实际。

认为成功的要诀:正确的方向、适当的方法、执着、勤奋。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具有学习与思考的主动性。

希望自己的配偶:贤妻良母、豁达开朗、健康、乐观。

希望自己的子女:对社会有用的人。三、王志伟的论著《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王志伟撰写了其中第11章“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志伟撰写其中第11章。《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E·曼德尔对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探讨》,《经济科学》1986年第4期。1987年获“北京大学首届‘五四’青年科学成果奖”(论文二等奖)。《试论马克思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现实意义》,《经济科学》1989年第2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科学》1987年第3期。《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的分析和历史透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长中的波动理论问题》,《生产力研究》1994年第4期。获“中国改革成果通报”编审委员会与“红旗出版社”联合颁发的“中国改革成果通报”荣誉奖,被载入《中国改革成果通报》(1997理论卷)。《古典市场伦理道德观的现实意义》,《经济科学》1997年第4期。《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论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当前的国际影响及其教训》,《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新经济自由主义研究中应该注意区分的若干问题》,《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中“守旧”的“异端”:评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经济思想史评论》(第一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差异: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社会科学研究》(双月刊)2008年第4期。《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解释和解决危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第8期摘要转载。四、王志伟的批判

王志伟长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国经济实践,对其展开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批判。在这方面,他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和批判,至今已经公开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王志伟教授的主要观点是:对西方经济学必须采取具体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联系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辩证分析、批判和借鉴。这些观点在他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和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教科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五、王志伟的创新

王志伟在《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一书中所写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研究”一章,较全面地向我们国内介绍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研究情况,并且给予了恰当的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于开拓我们国人的眼界,全面准确地认识和了解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王志伟则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对“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同时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解释和解决危机”的理由(参见王志伟的两篇同名文章)。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也有很多研究,但是在对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和结构变化方面,理论分析尚不多。王志伟所著《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理论的比较研究》属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该书主要从有关理论的比较研究角度加以探讨,提出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成原因及机制的见解。国内在经济周期波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多数属于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而侧重经济理论比较分析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理论的比较研究》的研究有其独特的意义。

对于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我们国内主要是:一方面,追踪国外的进展,并且及时地将其介绍到国内。另一方面,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如何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服务。王志伟所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经济思想研究》一书,即属于两者的结合。该书系统地研究了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甚大的希克斯的经济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于全面理解希克斯的经济思想,推动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具有积极的意义。该书在希克斯1989年一去世就立即着手对其毕生著作进行全面研究,这在国内是第一本对于希克斯的经济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从国际上来看,该书的出版也是不多的。据不完全查阅,目前国外同类专著也仅有一两本。

第十六集 王振中

一、王振中的名片

王振中,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起先后师从戴园晨教授和刘国光教授。1989年5月至1990年6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副局级学术秘书,同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起至2010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兼名誉社长。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契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期刊协会经济期刊联合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主要成员、国家地方志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国际金融论坛监事。经济学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先后获得全国首届国际金融研究优秀论文、全国首届中国外贸发展与改革获奖论文、全国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家图书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成果·优秀信息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等。现兼任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综合开发院(中国深圳)理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基金执行委员等。二、王振中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共产党宣言》。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经济学家》(英文)。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新京报》。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震撼世界的十天》。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聂耳》。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伟人:孙中山。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刘国光。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孔子。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为:希特勒、麦卡锡、赫鲁晓夫。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认真。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要具有独立的人格。

学术目标:研究、传播和教授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最赞赏的学风:实事求是。

认为成功的要诀:多读经典。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希望自己的配偶: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人。

希望自己的子女:脚踏实地的人。三、王振中的论著《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经济研究》1985年第9期。《汇价水平的变化与对外经济的发展》,《经济研究》1986年第4期。《对外开放中的货币自由兑换探讨》,《经济研究资料》1987年第6期。《非过剩资本型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思索》,《经济研究》1991年第5期。《对中国三大汽车合资企业的实证分析与思考》,《经济研究资料》1992年第2期。《经济特区与出口加工区的比较研究》,鹭江出版社,1993年。《资本难道真的没有旗帜吗》,《改革》1994年第5期。《国有企业嫁接改制中的控制问题》,《国有资产研究》1996年第3期。《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0期。《对当前中国毒品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经济学者的思索》,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思考》,《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关于正确解读中国入世法律文本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4期。《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我国应尽力摆脱“大国小角色的状况”》,中国社科院《要报》1996年6月22日。《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上)(中)(下),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010年。四、王振中的批判(一)以产权概念为基础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首先,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表述应翻译为“扬弃私有制”。王振中在原中央编译局常务副局长顾锦屏同志论述的基础上,从德文和英文比较的角度,严密准确地论证了德文“Aufhebung”一词应翻译为“废除”而非“扬弃”,澄清了人们认识上的理论误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其次,一些国内学者基于对产权概念的错误理解,将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诠释为“重建私有制”。王振中指出,理解和把握“property rights”一词要注意两点:一是“property”一词不仅仅是指私有财产,还包括公有财产和特有财产;二是不能忽视“所有权”在“产权”中的核心地位。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否定之否定不是要重建私有制(private property),也并非是要重建资本主义之前的“以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individual private property)”,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individual property)。因此,将“重建个人所有制”诠释为“重建私有制”是对马克思本义的歪曲。(二)鲜明地驳斥了经济学基础理论“无国界论”、“无阶段论”、“无阶级性论”的观点

首先,王振中通过回顾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史,指出“无阶段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国情的变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必然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趋势。

其次,王振中通过比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基础理论、“美国体系”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指出最具迷惑性的“无国界论”并不符合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事实。

再次,王振中立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高度,从几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无阶级性论”。①只要存在规范经济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存在“无阶级性”的基础理论。②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中,不存在孤立的实证经济学,只有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统一才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③在阶级社会中,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任何政策建议都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那种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政策建议不过是一堆废纸。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价值判断,不存在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三)批驳了经济全球化中的种种扭曲的观点

一是批驳了国际经济界流行的“正和竞赛”假说。通过分析国际贸易现状,他指出,“正和竞赛”假说所鼓吹的国际贸易“双赢”结局同现实的格局相差甚远。事实上,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下,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强权。

二是驳斥了国内一些学者鼓吹的“无国籍公司论”。他指出,跨国公司建立的法律依据是其投资的各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这是明晰其国籍的法律基础。在国际贸易中,各国的海关规则的实施对象是严格按照公司的国籍实施的。

三是驳斥了“民族工业虚无论”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虽然在GATT和WTO的文件中没有“民族工业”的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民族工业的实体,也不意味着可以混淆民族工业与非民族工业之间的界限。用“国内工业”的抽象概念模糊在本土所有投资企业的身份是错误的。

四是驳斥了“资本没有旗帜”论的观点。针对1992年出现的全行业合资现象和“资本没有旗帜”口号,王振中在《资本难道真的没有旗帜吗》一文予以了有力的驳斥。他通过阐述外国直接投资的关键点是企业控制的思想指出,这一口号的要害是抹杀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本质区别,只要理解了直接投资领域里的“控制”问题,资本旗帜的民族性自然就会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资本没有旗帜,理论界和实业界对跨国公司行为的界定就是多余的。(四)明确提出对西方经济学应持借鉴而不是盲目崇拜的态度

王振中指出,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西方经济学中有些概念、论点和方法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也应该密切关注和跟踪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新动向,但对其切不可盲目崇拜,特别是不可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指导”或“剪裁”中国的经济。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的经济问题仍需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别国的大师们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这应该成为我们加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的激励因素。五、王振中的创新(一)明确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研究产权问题的奠基者

王振中在认真研读科斯的论文后指出,科斯根本就没有使用transaction cost和property rights这两个概念和术语,甚至连property一词也只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的注释49中出现过一次。事实上,科斯的两篇代表作里根本就没有产权(property rights)的概念。因此把科斯视为产权理论的开创者是完全错误的。在否定了科斯的“发明权”后,王振中通过不断阅读有关文献和深入研究马恩经典著述后指出,在英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一章使用了proprietary rights,第二十三章第五节使用了“rights of property”等表述“产权”概念的术语。他还进一步指出,《资本论》对property这一概念的内部层次分析得相当透彻,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产权”的概念。因此,“通过研究可以肯定地说,使用‘rights’或‘property rights’概念进行经济研究的奠基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发展了基于控制权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他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理论进展:一是从探寻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终极动因出发,提出了“市场控制假说”。这一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外国投资者的行为并把战略问题引入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指出中国市场存在的巨大潜在需求正是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的根本动因,因此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和反控制将是一个长期的中心课题。二是从探寻外国投资者实施控制的手段出发,提出了“非股权控制假说”,深刻论述和区分了股权分离投资形式和非股权投资形式的企业控制问题。三是批驳了盲目吸引外资的观点。他指出,M&A(并购)方式的关键点是通过对公司的控制权,进而谋求更多的利润,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制约手段,那么以M&A方式进行的资源重置所产生的利益,就会被外国企业轻易拿走。(三)深化了转型经济理论的研究

一是对转型期政府职能的研究。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政府干预必要性的基础上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要比我们想象得高。无论是提出贸易自由还是提倡贸易保护,都只意味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强或弱,而绝不意味着政府干预手段的有或无。

二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他通过对美、英等发达国家重化工“必经阶段”进行了翔实的历史考证,有力地证明了重化工的高度发展与能源消耗的低速增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以信息化为龙头的产业格局并不必然意味着能耗和污染的降低。

三是对转型期企业产权改制的研究。他通过研究企业产权变化对工人就业机会造成的影响、土地产权变化对劳动者基本利益造成的影响,有力地驳斥了“管理半径”论的错误观点,并通过研究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同经济的技术效率、基尼系数呈反向变动关系,而集体经济、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变动与技术效率正相关,但同时也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

四是对转型期“三农”问题的研究。他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四点:①抛弃孤立思考“农业经济”和“工业化”的思维定势。②高度重视技术要素在农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③强调反农业增长的政策和歧视农业是自杀行为。④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是改变穷国的方略。

五是对转型期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对于如何看待劳动与资本等要素在收入分配格局中位置的问题,王振中提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我们都面临着如何认识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他明确坚持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出发,物的要素是不创造价值的。他继而指出,说明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合理性的关键在于阐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价值创造出来以后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的,所有权最本质的体现是获得利益。针对理论争论中的一种倾向,即有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占大头,资本要素理应也要在收入分配中占大头。王振中认为必须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一下近百年来劳动与资本要素在美、英等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位置。他运用国际通行的要素成本方法和个人收入来源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无可辩驳地证明,无论是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分配制度首先要体现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因为在生产领域中,劳动和劳动者是创造财富的最主要源泉。

对于如何看待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王振中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①指出对于基尼系数中所存在的“警戒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②对于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我们不能生吞活剥。③对于日本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经验,我们不能轻重倒置。④不能无视50年前库兹涅茨曾经做出的一系列警告。⑤应该高度警惕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第十七集 左大培

一、左大培的名片

左大培,男,195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读初中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年代;1969年到1970年下乡插队到辽宁省盘锦地区作知识青年;1971年至197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二师驻哈尔滨后勤部队的战士;1976年至1978年在国营的沈阳机车车辆厂当工人;恢复高考后通过1977年的大学考试考入辽宁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2-1988年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自1982年以来一直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员,曾任该会副会长。

左大培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所著的《内生稳态增长模型的生产结构》一书获2006年度(第12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曾被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二、左大培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反杜林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国外理论动态》。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没有喜欢读的报纸,代之以最喜欢阅读的网站:乌有之乡。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红岩》。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中国电影《创业》。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老子。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鲁迅。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苏格拉底、马克思、毛泽东。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为:里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学者和捍卫人民公共财产的战士。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坚持真理。

学术目标:讲清楚人类社会的经济问题。

最赞赏的学风:严谨和认真。

认为成功的要诀:努力并独立思考。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学位和头衔名副其实。

希望自己的配偶:品德好的人。

希望自己的子女:对人民有益的人。

人生信条:坚持真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捍卫人民的公有财产,真正的左派以隐瞒自己的观点为耻。三、左大培的论著《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内生稳态增长模型的生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本书获2006年度(第12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比较研究”课题组集体撰写,左大培、杨春学主笔,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世界市场经济概论》(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论斯大林式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研究》1993年第3期。《对“大爆炸”改革战略的评论》,《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我国的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论公有财产代管人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和第2期。《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范式革命与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学术月刊》2001年第3期。《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载于《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第9章),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与2003年第1期。《论可追索性与“资本雇佣劳动”》,载于《劳动产权与中国模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挑战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的所有权与产权结构》,《经济思想史评论》(第二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附加预期的动态调整刚性名义工资模型》,《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7期。四、左大培的批判(一)驳倒了“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论

左大培指出,说“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人想利用它作下述论证:“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必然虚置,因此国有企业必定没有效率,要提高效率就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左大培的批判是,这种论证是根本站不住的:如果它武断地定义“所有者虚置”就是“没有最终的私人所有者”,则这样的“虚置”并不必定导致没有效率;如果它说“所有者虚置”意味着“所有者没有行为能力”,那实际上也并不必定如此。没有天然的“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只有制度建设不够所造成的“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

左大培指出,从法律规定上说,国有企业显然不会存在任何“所有者虚置”,因为法律可以非常明确地规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在国家政权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里,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

许多认为“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人,其真正的论据是: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对财产的所有权上去,找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就是“虚置”的。左大培指出,用这种手法来论证“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其实是靠下定义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

左大培以政治制度相类比来说明“私人所有”与“效率”没有关系。民主共和国在政治上的效率说明,如果财产或主权不是最终属于某个私人就是“所有者虚置”或“主人虚置”的话,那么这种“虚置”并不必然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可能与效率根本没有关系。在经济上,也完全可以在管理国有企业上按照人民实现其对国家的主权的程序办理,来实现全体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权利,这就不会造成任何的“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前些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所发生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国有企业必定所有者虚置”,而是由于政府的制度建设缺乏造成了“所有者虚置”。而恰恰是那些天天指责“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人自己造成了这种“所有者虚置”的制度缺陷。(二)驳倒了以“人皆自私”对“企业应当归领导者个人私有”的论证

私有化的鼓吹者有一个推理:“人都是自私的,因此企业归其经营者所有才能搞好企业”。左大培指出,这一推理不成立。即使承认这一套推理的前提条件——“人都是自私的”,也不可能毫无疑义地得出“企业归其经营者所有才能搞好企业”的结论。其原因在于:①搞好企业应当使企业雇佣的员工多,而且人均净产值高,而这可能与经营者多赚钱的目标相冲突。②利己的企业私有者未必想赚尽可能多的钱。如果利己的企业私有者喜欢玩乐,那他的利己行为就应当是把精力花到玩乐上,而不是花到赚钱上,更不会愿意下力气搞好企业。③即使利己的企业所有者想尽量多赚钱,他也不是非把自己的企业搞好不可。他可能觉得搞企业不如干别的如倒卖股票赚钱多,或者自己经营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不够,于是只好把这个企业关闭了拉倒。那可就是搞坏而不是搞好企业了。④如果企业私人所有者自己经营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不够,他可以雇一个有知识和能力的经理来替他经营企业。但是,企业所有者雇的这个经理作为职业经理,对企业应当没有所有权。而恰恰按照“企业归其经营者所有才能搞好企业”的逻辑,这种由职业经理经营的企业注定不可能搞好。

左大培指出,真正逻辑上正确的推论,应当是从“人都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前提中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对企业不应当实行领导者私有化”。这里所说的企业,不是只由一个人组成的个体户,而是有许多人在一起干活的单位。恰恰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只关心爱护自己个人的财产”,干活的员工只有在使用的生产资料归自己个人所有时才会珍惜它们,只有在生产成果归自己所有时才会好好干活。如果企业归其领导者所有,企业的财产就成了领导(企业家)本人的私有财产,也就绝不可能再是企业员工们“自己的”私人财产了。既然“人都是自私的”,只对自己私人的财产才会真正关心,企业的员工们又怎么会关心和爱护企业的财产(因为那是“老板的”即“别人的”财产),又怎么会搞得好企业!

左大培指出,仅仅根据“自私人假设”作最直接的推论所能得出的结论必定是,最有效率的状态是每个人都是他使用的和生产的一切东西的所有者。凡是懂一点实际生活的人都会说,这等于消灭一切企业和借贷关系,从而消灭现代市场经济的效率之源。这就充分表明了“自私人假设”是如何没用:仅仅凭借它去直接推论,我们可以得出最荒唐的结论和空想。(三)指出了“剩余索取权假说”的根本缺陷“剩余索取权”假说本身的关键之点在于,它强调有效率的企业应当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以致“所有权”交给企业中的最高“监工”。它对此所作的论证,是将企业视为一种“团队生产”,“团队生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团队生产的任何一个参加者来说,测度他个人的投入比测度他个人的产出更容易。为了防止团队的成员在生产中偷懒,就需要有监工。而众所公认的事实是,企业的最高监工肯定是企业的最高管理人员、企业的经营者。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鼓吹者们正是依据这一点而主张“经营者享有剩余索取权”、“经营者持大股,作所有者”。

左大培指出了“剩余索取权”假说在推理中犯下的根本错误:它把团队生产单个成员的有效激励问题与对团队生产的最高监工的有效激励问题混为一谈。原因是提出这一假说的人忘了,一个团队生产的单个参加者个人的产出难以测度,而团队生产的整个团队的总产出却不难测度。在这个团队生产之外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把团队的总产出与该团队生产最高监工的努力程度挂起钩来,从而根据整个团队的总产出来付给团队生产最高监工报酬。这是一个足够有效的激励机制。(四)驳倒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次多因而无效率论”的说法

私有企业的拥护者强调,“国有企业管理层次多,因而无效率”。左大培指出,国有企业并不必定比私营企业管理层次多。现在的世界上有太多的需要大量使用他人资金进行经营的企业,而在任何必须由这样的企业进行经营的地方,国有企业都可能达到与私营企业同等的效率。

左大培指出,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应当实行“职业经理人受托经营”,其前提是建立有效率的国有财产代理经营制度。这样的国有财产代理经营制度最多只有3个层次。要使这种经营架构有效率地运转,最重要的是防止各个管理层次上的贪污受贿。必须禁止国有财产监管机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任何成员和企业的任何领导收受回扣、建立自己私人的企业,这样严厉的监管正应当是国有财产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

为了防止发生“所有者虚置”,任何国有资本都需要这样3个层次的资本经营体系,而由经营者提供全部经营资金的个人独资企业只需要一个资本经营层次,几个人合伙或合股经营的企业只需要资本经营的两个层次。但是,当企业所需资金众多,必须集中许多人的资金才足以经营一个企业时,私营企业也必须有许多经营层次,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并不一定需要比私营股份公司更多的资本经营层次,因而并不见得比私营企业更容易发生“所有者虚置”,经营效率也不见得比有大量股东的私营公司低。在个人之间的忠实和信任度低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五)从根本上系统地批判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左大培所著的《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从根本上系统地批判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那些特别有害的思想观点、信念和信条。它们包括:①“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当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②只强调效率,不讲公平和平等,而效率又被等同于个人的发财致富。③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④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对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对靠政府的干预来建立秩序,反对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⑤主张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都变成现金交易。⑥主张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的行为;其思想根源是主张让一切人自由地追求私利,哪怕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也不要制止。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限制了这样作的自由的地方,就鼓励人们大胆地去作违反规定以致违法的事情。⑦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实行私有化,目的是把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企业都变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把已经存在的公有企业、公共资金转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⑧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⑨认为外国投资越多越好,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⑩对目前的全球化趋势抱赞赏态度,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做到一切。(六)揭露了“经济自由主义”自由观的虚伪性

左大培将哈耶克式的思想称为“经济自由主义”,并揭露了其自由观的虚伪性。哈耶克式的个人主义者主张让每个人有一个自己作主的自由天地,他靠着这个天地而可以独立于他人任意的意志之外。哈耶克式的个人主义者坚持说,当他们不准喜爱干涉他人者干涉别人的事物时,他们并没有破坏这些人的自由;因为他们所作的不过是维护每个人的那个自己作主的自由天地,使每个人、包括喜爱干涉他人者都可以独立于他人任意的意志,而这正是他们所主张的那种自由。

但是,就是哈耶克式的个人主义者也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不同的人对由个人自主的领域有不同意见,当按照哈耶克的主张划分每个人自己作主的领域时,那些对于自己自主的领域的主张没有得到承认的人会发现,他们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能独立于他人任意的意志之外,因为他们能够自主的领域本身是由别人划定的!正是在哈耶克所说的自由的意义上,他们丧失了个人自由!而且划定人们自主的领域的人本身也很难不作出“任意”的决定:当少数人为所有人规划每个人自主的空间时,这些少数人很难避免作出“任意的”决定。五、左大培的创新(一)创新式地构思了市场经济中的公有企业管理体制

左大培系统地构思和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企业和公有资本经营管理体制。

这一经营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按照人民实现其对国家的主权的程序办理,来实现全体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权利:人民通过其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并行施对国有财产的监督管理权力,由此来体现自己是国有财产的所有者。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立法机构,它制定有关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的法律;人人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律,执行这些法律尤其是所有政府机构的责任;人民或其选出的代表直接选举政府官员,以他们作为监督和管理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的政府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这些机构遵照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监督营业性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运营,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任免这些经营机构的负责人,以此代表人民行施对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权利。将公有资本的经营状况公开化,以人民群众公开的民主监督来防止公有资本经营者和监管者损害公共利益。

在这个总的框架下,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应当实行“职业经理人受托经营”,其前提是建立有效率的国有财产代理经营制度。这样的国有财产代理经营制度最多只有3个层次:一层是政府的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应当担负这种职责),它根据法律规定,监督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运作,根据过去的经营业绩任免这种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负责人,将成功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提拔为这种机构的负责人;第二层是赢利性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其唯一使命是管理和经营国有财产使其尽可能赢利,并按照自己的经营业绩获取机构和个人的报酬;第三层就是使用国有财产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这样的公有财产经营管理体系运行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有曾经为公有企业大量盈利过的企业家才能担任公有财产运营机构的领导。不具备这种资格的人,不能担任公有财产运营机构的领导。公有财产运营机构的这种负责人就是“公有财产代管人”。公有财产代管人是公有财产所有者的代表,他的责任仅限于维护公有财产并使其尽可能地增值,同时他拥有所有者的绝大多数权利:公有财产代管人享有全权去支配和使用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他可以决定如何配置和使用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如何用它去投资,是否以及如何出租、出借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对用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独资开办的企业,他负责决定企业的开办和关闭、资本金与利润的使用和分配以及企业家的任命和撤换;对用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参股的合伙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他行使这部分股份的股东权利。

要使这种经营架构有效率地运转,最重要的是防止各个管理层次上的贪污受贿。必须禁止国有财产监管机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任何成员和企业的任何领导收受回扣、建立自己私人的企业,这样严厉的监管正应当是国有财产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

左大培为这样的公有财产经营管理体制设计了详细的具体操作办法和操作方案。(二)以现代的方式重新论证了企业所有权、财产所有权与产权的关系

左大培指出,企业的所有者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意味着对企业的一切活动有最终的控制权,并且由此获取企业经营活动的剩余(surplus)。但是企业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人和物组合成的复杂整体,企业的所有者必须依靠他对某些物的所有权而获得其对整个企业的所有权;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所有者凭借他投入企业中的风险资本而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

左大培说明,在当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对资本的“所有”(ownership)已经不再等于对它的各项具体的“产权”(property right)。对资本的“所有权”是法律上承认的资本归谁所有(“资本是谁的”);而对资本的“产权”则是指对资本的某一项具体权利。如对资本的出借权、赠送权、占用权、使用权、支配权、收取利息权、收益享用权等等,都分别各是一种对资本的“产权”。

左大培说明,在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的基础上,现代的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对资本的产权分化出了四大类:对资本使用情况的监督权和最终收回对资本的支配权的权利;对资本的最高支配权;对资本的经营支配权;对资本的最终使用权。在这样的资本所有权和产权结构下,即使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在保存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框架下,公有资本也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这种市场经济中的公有资本只能是由公有者们公共所有;但是对公有资本的上述四项产权必定分属于不同的人。公有资本的最终使用权只能归于企业中的劳动者,对公有资本的经营支配权毫无疑问应当归生产流通型的企业;掌握公有资本最高支配权的应当是独立的、经营性的公有资本代管机构,它以公有资本保值增值为唯一目标;公有资本的监督使用和最终收回权是必须由所有者行施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它只应当掌握在所有者或其直接任命的代表手中。(三)从哲学上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左大培根据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想的发展过程说明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解释经验现象中价格变动的规律性;正是马克思本人强调,生产价格才是现实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围绕其波动的中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以劳动价值论来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按要素分配”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由这一类要素获得收入,首先靠的是这一类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的标准,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劳动。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关于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非劳动者赖劳动者而生存的观点是最基本的思想,劳动价值论只是他的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理论上的具体体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非劳动收入是剥削,因为获得这种收入的人分享了社会的总产品,自己本人却没有对社会作出与这种收入相对应的贡献。

左大培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本身就说明,他的劳动价值论根本就没有否认资本主义所有制下“按生产要素分配收入”的现实。相反地,整部《资本论》恰恰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如何能获得利润和地租这样的非劳动收入。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主张“按要素分配”的人的最大不同只在于,它把个人的非劳动收入都定性为“剥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中之所以会有“按要素分配”,个人之所以会得到资本的利润、土地的地租等非劳动收入,是因为有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还是“个人由非劳动要素得到收入”,取决于是否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的关键在于所有制。

左大培强调,如果不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归私人所有的合理性,光靠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生产性,哪怕是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也无法论证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即使非劳动的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或价值的也是非人的、物的生产要素本身,它的所有者作为人,并没有创造财富,更没有创造价值。他们之所以能获得非劳动收入,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生产了与此相应的财富,而是在于他们所有的财产对财富的生产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他们自己是这些财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由此看来,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将这一类要素创造的财富收归己有,靠的是自己的所有者权利,靠的是社会的法律和财产制度,而不仅仅是这一类生产要素能够创造财富。

因此左大培指出,如果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真有什么与人的行为无关的“生产力”的话,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定是最公平合理的制度,因为那样就可以使全体人民公平地分享这些要素创造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并不是由任何人创造的,却无论如何都要归某一部分人享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马克思才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四)论证了市场经济类型和经济制度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左大培说明了,市场经济首先是由许多市场交换行为结合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并不仅仅由市场交换结合而成。结合起来构成市场经济的还有许多非市场交换的社会因素,它们是各种各样非市场交换的社会机构和社会习惯,其作用也都在于协调不同人的行动。任何市场经济都必定是这些非市场交换的社会因素与市场交换相结合的产物,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非市场交换的社会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它们构成了市场交换的制度框架。

当代的市场经济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市场经济各种类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与市场交换相结合的非市场交换的社会机构和社会习惯不同,在于市场交换与这些社会机构和社会习惯结合的方式、途径不同。而这两方面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活动协调机制的结构不同,是不同的协调方式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中起的作用不同。

左大培系统地从三个方面区别协调不同人的活动的各种不同的协调方式。这三个方面是:参与协调的当事人在协调中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他们之间是否平等;人们接受他人主张的动因或动力;协调参与者之间进行协调的手段。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左大培系统地归纳出了对人类社会活动的七种不同的协调方式,它们是:①非市场交换的协商;②交换和市场;③感化;④权威命令;⑤权威裁决;⑥照章办事;⑦暴力强制。左大培说明,一切社会制度的作用都在于协调不同人的行动,而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这七种协调方式以不同的结构相互组合的产物。

第十八集 冯金华

一、冯金华的名片

冯金华,1957年生于安徽芜湖;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大学政治系经济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西方经济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1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发展经济学专业,获博士学位;1989年1月至1990年1月在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做访问学者;1993年3月至1994年3月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1991年6月晋升副教授,1996年11月晋升教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主任。二、冯金华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理论经济学》(人大复印资料)。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南方周末》。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三国演义》。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孔子。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邓小平。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孔子、马克思、爱因斯坦。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善。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学术目标:为人类增添一点新知识。

最赞赏的学风:求真务实。

认为成功的要诀:努力,加一点幸运。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超过自己。

希望自己的配偶:善解人意。

希望自己的子女:幸福和有益于社会。三、冯金华的论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般均衡》,《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生产价格会偏离价值吗》,《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科学依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不必要的生产价格》,《经济评论》2009年第4期。《生产函数的性质和利润率的变化规律》,《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2期。《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竞争优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期。《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期。《价值转形:一个伪问题》,《经济评论》2008年第3期。《劳动价值论和完全竞争劳动市场模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最优构成》,《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产品市场模型》,《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学原理》,《财经科学》2006年第8期。《N维线性商品空间中的比较优势效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市场均衡曲线和市场均衡弹性》,《财经科学》2005年第7期。四、冯金华的批判(一)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垄断和竞争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中,垄断的原因被归结为如下四种,即资源垄断、政府垄断、自然垄断和专利垄断。冯金华认为,这固然有些道理,但却过于简单,过于表面化。特别是,它没有看到竞争在垄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说去揭示竞争导致垄断的具体过程。实际上,许多垄断本身就是源于竞争。这是因为,竞争常常会引起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就会形成垄断。

例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如具有同样小的生产规模,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面对同样的市场价格等,但有一点可以不同,即可以具有不同的生产成本。由于成本的高低不同,它们的短期均衡结果也不一样:有的盈利(即不仅得到正常利润,而且得到经济利润),有的不盈不亏(即不能得到经济利润,只能得到正常利润),有的亏损(即不仅不能得到经济利润,而且不能得到全部的正常利润)。在进一步的调整过程中,亏损的企业自然选择了退出,盈利的企业则可以将所得到经济利润(或至少经济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扩大生产。于是,那些盈利的企业现在不再与其他企业(无论是原有的企业还是新进入的企业)相同——前者的规模更大了,而且,成本越小从而盈利越大的企业,规模也变得越大。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下去,最终就会出现一些规模巨大的企业——它们所占市场的份额不再是微不足道,它们对价格的影响也不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完全竞争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寡头市场。寡头们再通过竞争或者联合,最终可以形成对整个市场的垄断。

冯金华指出,从完全竞争走向垄断的另外一个途径可能是通过产品差别。即使在一开始时,所有的完全竞争企业都生产完全一样的产品,但那些成本较低从而盈利的企业可以把一部分的经济利润用于形成产品差别的技术创新。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下去,完全竞争市场就会逐渐地发展成为垄断竞争市场。在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使自己的产品差别不断地扩大,或者进一步的竞争(排斥与自己产品相同或相近的竞争者)使自己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当一个企业的产品差别(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形成寡头或垄断。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经济学中,垄断仅仅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类型或市场结构。这是相当肤浅的。它们没有认识到,垄断代替竞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列宁所说,“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惟一的最重要的现象……”,“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二)关于西方经济学中超额利润的来源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在长期中,之所以存在着超额利润或经济利润,是因为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进入障碍”,包括资源垄断、行政控制、规模经济和专利特许等。在存在进入障碍的市场(如垄断市场和寡头市场)上,企业(如垄断企业或寡头企业)不仅可以在短期中获得经济利润,而且可以在长期中也获得经济利润;在不存在进入障碍的市场(如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如完全竞争企业或垄断竞争企业)只能够在短期中获得经济利润,在长期中,只能获得正常利润,不能获得经济利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经济利润,则就会引起新的企业的进入;新企业的进入会导致供给增加、价格下降,最终使得经济利润消失。总之,西方经济学认为,从长期来看,在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市场上,由于不存在进入的障碍,故不存在经济利润,而在垄断和寡头市场上,由于存在进入的障碍,也存在经济利润。

冯金华指出,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西方经济学的上述论证并不能够完全自圆其说。这是因为,根据这一论证,在一个资源可以充分自由流动的经济中,企业的进入或退出,完全是在于它能否得到正常利润:只要能够得到正常利润,企业就不会选择退出。但是,获得正常利润意味着获得的经济利润等于零,或者(经济)利润率为零。因此,换成经济利润的术语来说就是:企业选择进入或退出的标准是零经济利润或零(经济)利润率。这就是说,企业仅仅安于获得零经济利润或零(经济)利润率的现状,而不为其他可以获得经济利润的行业所动,不想进入可以进入且可以获得经济利润的新的行业。这显然不符合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企业选择退出还是留下的决策当然与利润率有关,但不是零利润率,而是某个大于零的利润率。这个作为进出入标准的利润率应该是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大小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和在一定的范围内,平均利润率的水平通常是一定的。特别是,它总是大于零,而不会是零,更不会是负数值。每个企业都期望至少能够实现这个平均利润率,即根据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得到一个正的平均利润。如果在长期中都得不到正的平均利润,则企业就会选择退出。另一方面,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中,如果某个行业的实际利润率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则又会引起新的企业进入。这种进入和退出的调整,最终导致每一行业的利润率大体相同,即都等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因此,调整企业进出入的不是正常利润,不是零经济利润,不是零利润率,而是大于零的平均利润率。

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与之相联系,平均利润率则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至少要获得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平均利润,即按照作为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平均利润。因此,它决不能是零或负值。

由于调节企业进入和退出的不是零利润率,而是正的平均利润率,故调节的结果,企业最终得到的也不是零经济利润,而是某个正的经济利润(平均利润)。由此可见,即使假定资源可以充分地自由流动,不存在任何的进入或退出障碍,经济利润照样可以存在。换句话说,在长期均衡中,完全竞争企业和垄断竞争企业不仅可以得到正常利润,而且可以得到一个平均利润。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假定存在有所谓的平均利润率,且平均利润率还大于零,则经济利润的存在就并不一定会导致进入——特别是,如果经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则它反而还会引起退出;另一方面,退出也不足以导致经济利润下降到零,而是导致它下降到平均水平。因此,在长期中,完全竞争企业和垄断竞争企业也可以得到超过正常利润的经济利润,即平均利润,而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则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不只是超过正常利润)的垄断利润。只有在假定平均利润率等于零的条件下(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只要存在进出入竞争就没有经济利润的说法才能够成立。五、冯金华的创新(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原理

目前,利用数学方法来表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未能真正建立起系统的劳动价值论的数学理论;其次,缺乏关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模型;再次,未能从剩余价值最大化推导出市场行为;最后,缺乏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严密的数理分析。

冯金华的工作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该书的目的是要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按照数学方法来演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生产函数,推导价值函数。更加具体的说,是通过引入短期和长期生产函数,分别推导短期和长期价值函数,并说明价值函数的变化规律。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它缺乏明确的、良好定义的和可操作的“价值函数”的概念。没有价值函数,则很难进行一些必要的数学推理。例如,微积分和最优化等数学工具就难以被运用。(2)在价值函数(而非价格)的基础上,推导企业的收益函数、成本函数和剩余价值函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收益函数、成本函数等等都是直接借用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不过,内容和实质已经完全不同。在西方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等都是根据浮现在市场表面上的价格来定义的,而本书却是根据价值来定义的。通过这种以价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本书自然而然地从价值函数引申出了剩余价值函数。(3)在剩余价值函数的基础上,讨论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企业行为。马克思本人有明确的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思想,但没有明确地用公式表示出来。和西方经济学讨论利润最大化问题时一样,本书讨论剩余价值最大化问题时,也把企业和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本书发现,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最大化理论可以得出许多有趣的结果。特别是,本书从数学上说明了,即使是在长期的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典型企业中也仍然存在有剩余价值。(4)根据剩余价值最大化行为推导企业的劳动需求函数和产品供给函数。一旦有了剩余价值函数和建立了剩余价值最大化理论,则推导企业的劳动需求函数和产品供给函数就是一件相对“简单”的工作。不过,这里也需要特别指出,在本书中,推导出来的劳动需求函数和产品供给函数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应概念。因为在本书中,劳动需求和产品供给等等都是“价值”而非“价格”的函数。这样,本书就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企业的劳动需求理论和产品供给理论。(5)在劳动需求函数和产品供给函数的基础上推导整个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理论,并确定这两个市场的均衡价值。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书这里确定的市场均衡是价值而非价格的均衡。因为我们的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都是价值的函数。因而,它们所决定的当然就是均衡价值。(6)把前面单独考虑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所得到的结果即劳动市场理论和产品市场理论再结合起来,推导关于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一般均衡价格的决定和变化。(二)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

自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之后,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的经济学家。各种答案层出不穷,却没有公认的成功。

冯金华在价值转形方面的研究结果主要体现在《生产价格会偏离价值吗?》、《不必要的生产价格》和《价值转形:一个伪问题》等论文中。

传统上,所谓“价值转形”问题,就是要求在利润平均化之后,平均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以及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简称“两个总量相等”),尽管每一部门获得的平均利润不再等于它的剩余价值,特别是,每一部门的单位生产价格不再等于它的单位价值。

然而,冯金华却证明了:在满足两个总量相等以及某些相当宽松的技术假定条件下,每一部门的单位生产价格与单位价值总是相等的;反之,如果每一部门的单位生产价格与单位价值不相等,则整个经济的生产价格总量与价值总量也不会相等。因此,如果说有所谓的价值转形,则每一部门的价值都只是转形为在数量上与自己完全相等的生产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不过是一种“假转形”,或者不如说,价值转形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总而言之,冯金华的结论是:对于每一种产品来说,尽管在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完成之前形成的不完全意义上的生产价格通常不等于价值,但在该过程完成之后形成的完全意义上的生产价格一定等于原来的价值。由于在利润平均化之后,价值并没有真的转形为某个与自己在量上不等的东西,故我们可以说,价值转形是一个伪问题,或者换个说法,生产价格是一个不必要的概念。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遭到了颠覆;恰恰相反,这更加显示出劳动价值论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理论——它用不着通过“发明”所谓的生产价格概念来“救驾”。由于在利润平均化之后,价值仍然保持着自身的数量不变,故劳动价值论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适合于简单的商品经济,它同样也适合于以利润平均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商品经济。

第十九集 白暴力

一、白暴力的名片

白暴力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价值与价格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代表作《价值价格通论》获得北京市第十届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特等奖提名),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鉴定时,被认为是“一部有显著创新性的成果”、“实现了价值价格理论上的革命,具有价值价格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意义”。白教授精通马克思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不仅对经济学原理上造诣精深,而且注重将原理应用于实践,对现实经济问题具有独到见解。

白暴力博学敏思,治学精益求精。长期辛勤耕耘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沃土之中,著述丰富,出版学术专著26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他在学术上的勤奋努力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共获得各级科研成果奖30项,其中省部级以上奖项就多达18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经济学动态》等报刊先后发表了30多篇书评和报道,对他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二、白暴力的批判

白暴力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基本原理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不足之处及其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进行了客观的、缜密的批判。(一)对西方经济学学科基础缺陷的批判

白暴力认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有重大缺陷,把这一经济理论视作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十分有害。他指出,西方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具有三个重大缺陷:自然科学基础的局限性、社会时空基础的局限性和逻辑基础的缺陷。(1)自然科学基础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是物理学中的力学,尤其是牛顿力学或称经典力学。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如弹性、均衡、均衡的变化以及均衡的稳定等都是从经典力学引入的。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相继产生了相对论、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等一系列新的理论,物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却没有跟上物理学的发展,仍然局限于古典力学之中。另一方面,在物理学中,除了力学,还有电学、光学、热学、声学等;在自然科学中,不仅有物理学,还有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经济学仍然仅以古典力学作为其学科的自然科学基础,这就使得它在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2)社会时空基础的局限性。西方经济理论所有的出发点均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基点,即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这个既定基点出发研究经济现象,研究资源配置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及其对经济现象的影响并不研究。这充分说明西方经济学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它的理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理想的和永恒的制度。因此,用该理论难以解决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所有问题。(3)逻辑基础的缺陷。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两个逻辑基础却分别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使得微观经济理论的庞大体系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度量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存在性问题”。简单地说,新古典生产函数表示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投入与产出都应该用物理单位来计量。但是,产出和投入中的劳动要素都有独立的物理量单位,而资本却无法用单一的物理单位来计量。资本无法度量,就意味着以资本作为自变量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也就不能成立;而新古典生产函数不成立,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出发点推出的供给曲线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效用函数存在着“效用的度量问题”。效用指的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不同的人对消费同一商品所得到的效用不同,也无法进行比较,难以计量。正是由于这一弱点,西方经济学才从“基数效用论”转向了“序数效用论”。然而,“序数效用论”仍然没有解决对效用的度量问题。同时,过分严格的假定也使得“序数效用论”很难达到理论上的自整性和完善性。效用的度量问题没有解决,那么由效用函数推导而来的需求曲线就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二)对西方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

白暴力指出,经过原始阶段、发展阶段和现代阶段等三个阶段的演进,当前西方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主要有:从内部否定的“价值转形问题”、“价值概念多余论”、“有固定资本时价值量的计算”和“联合产品价值量的计算”;从外部否定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均衡价格理论”。白暴力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客观科学和深入系统地分析。由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更多地使用数学方法来否定和非难劳动价值理论,白教授也使用数学方法缜密有力地论证了这些否定是不能成立的,说明劳动价值理论仍然是科学的常青树。1.关于“价值转形问题”

从内部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是“价值转形问题”。白暴力在早期研读《资本论》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用线性代数和矩阵方法作了初步的数学计算。在《论价格直接基础或价值转化形式》一书中,白暴力用充足的理论、严格的数学方程批驳了斯蒂德曼、萨缪尔逊等利用“价值转形问题”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形”理论的完善性。

白暴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首先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范畴——价格直接基础,并建立了严格的数学模型,为解决转形问题的数学证明奠定了理论基础。然后,他总结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相关的三个基本观点:第一,平均利润是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第二,社会总剩余价值量按平均利润率分配,社会总价值量以生产价格形式分配,并不一定能分得尽,分不尽的部分称为“平分余量”;第三,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平分余量会分配到各生产部门,构成部门实际利润和实际价格的一部分。由此出发,白暴力运用矩阵代数的方法,阐明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中各种量的相互关系,从而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转形理论量的完善性,证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揭示了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系统量的基本规律。2.关于边际生产力理论

从外部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是“边际生产力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是其边际产品值;第二个内容是:根据最大利润条件,报酬等于边际产品值即贡献;第三个内容是:根据尤拉定律,总计相等,没有剩余。由此,边际生产力理论说明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创造的,而不是由劳动创造的,以否定劳动价值理论。

白暴力首先指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三个内容存在着内在逻辑缺陷。第一个内在逻辑缺陷是“资本的度量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存在性问题”: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资本是无法度量的,而资本无法度量,新古典生产函数就不能成立,资本的边际产品就无法存在,因此,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一个内容就不能成立。第二个内在逻辑缺陷是“成本函数的成立性问题”:边际生产力理论第二个内容的前提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成本方程,这两个前提是虚假的,不能成立,所以,由此得到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二个内容也就是虚假的,不能成立。第三个内在逻辑缺陷是:“‘没有剩余’的一般条件与最大利润二阶条件存在性问题”:首先,边际生产力理论第三个内容是以假定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函数为前提的,然而,一次齐次生产函数只是生产函数的特例,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函数并非是一次齐次的。其次,如果假定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那么,最大利润二阶条件不能满足。由此可见,如果生产函数不是一次齐次函数,边际生产力理论不能成立;如果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函数,边际生产力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边际生产力理论第三个内容在逻辑上是无法自身完善的。

白暴力指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内在逻辑缺陷也表现在对简单经济现象解释的困难之上,这就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外在理论困难。针对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价值创造和收入分配是统一的这一基点,白教授使用了“太阳的贡献与分配”和“鸡蛋生产中的贡献与分配”两个通俗简单的例子,说明边际生产力理论无法解释这样简单的经济现象,因而存在外在理论困难。

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内在逻辑缺陷和外在理论困难表明这个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用它来否定劳动价值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3.关于从内部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其他观点“价值概念多余论”认为,可以用实物方程式计算出货币利润率和货币生产价格,因此,在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计算上不需要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是完全多余的。针对此观点,白暴力指出:首先,实物价格决定理论不能说明价格的本质,这个理论能告诉我们的唯一答案是:它是“满足生产条件”的“交换比率”。然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恰恰能完善地说明价格的本质。其次,实物价格决定理论中,利润只不过是产出超过投入的一定货币量,或者一定实物量,利润率只不过是这一数量对投入量的比率而已,因而不能说明利润的实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及社会本质——剥削。然而,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理论中,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说明了利润的实体和本质是剩余价值。因此,对于分析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本质,劳动价值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价值概念多余论”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存在固定资本时间价值量的计算”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固定资本的条件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计算会出现自我矛盾,并会出现负价值,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是错误的。针对此观点,白暴力指出,其计算的根本性错误表现在:第一,错误地将一个时间序列问题作为一个空间并存关系来处理,将一个不同时间中的不同变量作为同一时间中的同一个变量来处理。第二,关于机器价值折旧和旧机器价值确定的方法是错误的。白暴力建立了正确的计算模型,并得出:在有固定资本的条件下,按照马克思价值概念进行计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包括在机器价值非线性折旧假定下,都可以得到新机器的折旧为正值,不存在相互矛盾的解。因此,马克思的价值计算是正确的。“联合产品价值量的计算”的观点认为,在“联合产品”条件下,马克思的价值计算会出现负价值,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是错误的。白暴力指出,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对联合生产和联合产品的假设是错误的和虚假的,所以,用联立方程计算价值量的方法和结果自然是错误的。在对联合生产和联合产品的正确理解下,在真实的价值计算中,根本不会出现非难中错误计算所产生的负价值。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在“联合产品”价值计算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是不能成立的。三、白暴力的学术理论创新(一)对价值价格理论的创新

经过27年的潜心探索,白暴力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建立了六个层次统一的价值价格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包括两个方面和六个层次。1.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

经济学中的世界是“人本位世界”。白暴力认为,经济学中的世界是“人本位世界”,即在这个世界中人是主体,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之外的物则是客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此,“人本位世界”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平台。劳动是人类财富的唯一源泉。在人本位世界中,财富的生产可以从三类过程来考察:第一,财富生产的自然过程,即从自然物质形态变换考察的生产过程;第二,财富生产的人类过程,即从人本位世界考察的生产过程;第三,财富生产的社会过程,即从生产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考察的生产过程。在此基础上,白暴力研究了财富的源泉和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特殊作用,指出,在财富生产的自然过程中,劳动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共同是财富的自然源泉,在财富生产的人类过程及其社会形式——财富生产的社会过程中,劳动是财富的唯一人类源泉。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生产资料数量和劳动者熟练程度等因素的发展,只能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些因素的边际产品仅仅是劳动生产率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的产品数量的变化,而不是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因而就不是生产要素的“贡献”。

商品和价值是财富和财富之在商品经济中的表现形式。白暴力认为,商品经济是财富生产的一种社会过程。在财富生产的这种社会过程中,财富表现为商品,财富值则表现为商品的价值。由于商品和价值是财富和财富值在商品经济中的表现形式,所以,一方面,关于财富值的讨论也适合于价值范畴,另一方面,价值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表现在:一是财富值这个分配实体表现为价值这个交换实体,财富值在商品经济中的表现形式——价值就构成了交换的实体;二是从价值构成交换实体的意义上讲,价值构成价格最终基础;三是价值首先表现为个量;四是价值表现为商品的属性,人的劳动付出表现为物的属性。2.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

在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的基础上,白暴力建立起一个从最抽象本质到具体表面现象和运行机制相统一的价值价格理论,即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

交换价值与自然价格:价值转化形式。白暴力认为,价格实质上是价值的分配形式,交换价值是价格直接基础,交换价值本质上就是由社会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应分配到各生产部门的价值,是价值的分配,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和表现形式。在对交换价值的量及其构成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交换价值量的一般模型,并通过在简单商品经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验证了交换价值量和自然价格一般模型的正确性。

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变量劳动价值理论。白暴力提出了“变量劳动价值理论”,考查了劳动耗费量、价值量和交换价值量随产品数量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市场价格围绕者自然价格的运行;并分析说明了,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长期均衡出售价值都等于平均劳动耗费,长期均衡价格都等于平均全额成本;在竞争市场上,短期市场均衡出售价值始终等于边际劳动耗费,短期均衡价格围绕着由平均劳动耗费即价值决定的价格波动;在垄断市场上,均衡出售价值和均衡价格都在一定程度上由需求决定的,并且高于平均劳动耗费和平均全额成本,高出的部分构成垄断超额利润,它来自其他企业的劳动耗费。

我国各时期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原因。通过对相对价格、绝对价格及其表现形式研究,建立了“膨胀纸币型价格总水平上涨”、“价值规律调节型价格总水平上涨”、“市场推进型价格总水平上涨”、“需求膨胀性价格总水平上涨”、“非生产劳动膨胀性价格总水平上涨”和“自激型价格总水平上涨”等价格总水平上涨模型,由此说明了我国各时期的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原因。3.六个层次统一的价值价格理论体系

白暴力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建立了六个层次统一的价值价格理论体系。(1)价值与价格的本质。说明它们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2)价值实体与价格最终基础。说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人类和社会支出,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构成价值实体,是社会分配和交换的实体,因此价值是价格最终基础。(3)交换价值与自然价格。说明价格直接基础即决定市场价格运动中心的范畴,是交换价值;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和实体,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分配,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和表现形式;自然价格是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市场价格运动的中心,价格实质上是价值的分配形式。(4)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运行。白暴力在变量劳动价值学说基础上,从劳动耗费函数出发研究了市场供给,从社会劳动效用均衡出发研究了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市场价值、市场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建立市场价格运行理论。并说明短期市场均衡价格始终是边际劳动耗费的表现形式,是由边际劳动耗费决定的;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是长期均衡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形式;短期市场均衡价格围绕着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波动,也即围绕着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波动。(5)绝对价格与价格总水平。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概念基础上建立了价格总水平及其上涨模型。说明在长期中,价格总水平上涨、纸币膨胀和纸币贬值三者总是同时出现的,但是价格总水平上涨和纸币膨胀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纸币发行当局主动使纸币膨胀,是主动性纸币膨胀,这种纸币膨胀是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价格总水平上涨也会迫使纸币发行当局使纸币膨胀,这是被动性纸币膨胀。在这种情况中,价格总水平上涨是纸币膨胀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各种原因与治理对策。(6)价格调控与管理。

以上六个层次的关系是: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构成了价值价格理论体系中的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后面的四个层次构成价值价格理论体系中的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这是一个超越现有价值价格理论的更一般的理论,以劳动价值为基础,并包含着其他价值理论的合理成分。白暴力指出,马克思揭示了第一个层次的理论,完善了第二个层次,在生产价格范畴上研究了第三个层次,探讨了第四个层次;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第二个层次;新剑桥学派的斯拉法体系在生产价格范畴上讨论了第三个层次的精确值的计算;新古典学派则仅是在价格层次上研究了第四个层次。(二)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独到见解

白教授对《资本论》的方法论体会深刻,并有效运用数学方法、正确借鉴其他自然科学方法。1.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

白暴力从方法论的哲学高度出发,借鉴自然科学发展的历程,总结出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基本范畴的分解与深化”和“理论从特殊到一般的演进”。(1)基本范畴的分解与深化。白暴力指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基本范畴,对这些基本范畴进行分解和深入研究,是科学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

依据对科学发展的这条道路的认识,白暴力认为,价值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和深入认识,同样会推动经济学取得飞跃性的发展。他从价值的初始含义出发,把它分解为三个内容,进而提出了三个研究对象,建立由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和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所构成的新的价值理论体系。白暴力认为价值范畴可分解为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商品或财富的内在所值”,构成了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第二个内容是“市场价格运动中心的决定因素”,这构成了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第三个内容是价格决定与财富所值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财富论与价格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广义价格论的一部分。(2)理论从特殊到一般的演进。白暴力指出,任何具体的科学理论又都是相对的,都有一个适应范围;随着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这些具体的科学理论相适应的客观范围都会被突破,同时,原有的科学理论就会被更高级的科学理论所取代;这个更高级的理论就是适应于新的更广阔的客观范围的更一般的理论;但是,它并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具体地说,就是把原理论“降为”新理论在特定范围内的特殊形式。这是科学发展的另一条道路。

在说明科学发展的这条道路时,白暴力引证了黑格尔的精彩论述:“为了争取科学的进展,惟一的事就是要认识以下的逻辑命题,即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或者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是消解为零,消解为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2.关于一般经济范畴与其特殊形式之间的关系

基于在《资本论》对剩余价值和它的具体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论述,白暴力指出,任何规律和范畴都有它的一般内容及其具体的特殊形式,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全面把握经济规律或范畴,明确区别它的一般内容和具体的特殊形式,才能从最一般的经济条件中找出最抽象的经济规律和范畴,然后逐步代入特殊的经济条件,推断出各个具体的实现形式。这就是方法论上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过程。依据这个方法,白暴力把形成价格直接基础的价值转化形式,从生产价格、垄断价格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市场价格中心等特殊形式中抽象出来,作为一个一般范畴专门研究,由此提出了价格直接基础这个一般的经济范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论价格直接基础或价值转化形式》(1986)就是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成果。3.关于经济规律存在的原因及其实现机制之间的关系

白暴力认为,任何经济规律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原因,对这种原因的探讨是研究规律的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只有说明规律存在的原因,才能论证规律的必然性,才能进而讨论规律的作用和其它各个方面。白暴力特别指出在探讨经济规律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往往错误地把经济规律的实现机制当作经济规律存在的原因。白暴力指出,经济规律的实现机制是指经济规律借以实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任何经济规律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才能够实现,但规律的实现机制并不是规律存在的原因,必须把二者清楚地区别开来;经济规律的实现形式相对于规律自身和其存在的原因来说是表面的,研究经济规律时,必须先把规律的实现机制抽象掉。

区别经济规律存在原因及其实现机制的方法,在白暴力著作的很多地方得到了体现。例如,在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商品交换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时,白暴力首先论证了社会产品的分配最终是由一般社会生产的规律所决定的,揭示了社会产品分配的规律;并且指出,在商品社会中,商品交换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产品分配在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中的实现形式和机制,因此,商品交换的规律和范畴必然以分配的规律和范畴为其内容,为分配的规律和范畴所决定。依据这一认识,形成了“价格是价值的分配形式”这个基本观点,在劳动价值理论上建立起市场价格运行理论。4.关于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和其他自然科学方法

白暴力对马克思有关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方面的论述有独到的体会,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剩余价值率的推导,使用的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微分学方法。他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有三个方面:①可以通过对经济中量的关系的讨论,达到认识经济规律的目的;②数学方法有助于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使问题简单明了;③可以解决一些用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

白暴力在其研究中相当广泛地使用了数学方法,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建设。他所著《论价格直接基础或价值转化形式》一书被认为“在理论研究中,运用了微分学和矩阵代数的方法,在我国政治经济学论著之林中树立了新的风格”,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数理经济学风格的政治经济学专著”。

白暴力则强调要正确使用数学方法,反对将数学方法作为一种包装,反对经济学中的数学游戏。他指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要注意以下原则:①要建立准确表达经济规律的数学模型,建立数学模型不要有随意性;②坚持“解决同样问题,方法越简单越好”的原则,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③对于不同经济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切忌在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机械性地使用同一方法。

除了对数学方法的重视,在经济学研究中,白暴力还特别强调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方法。他非常欣赏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教授的一段话,“……海森堡……回顾了理论物理学迄今的发展道路,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每当理论向更高阶段发展时,总要出现给旧理论规定应用范围的普适常数。相对论中的光速,量子论中的普朗克常数等就是这种常数。在上述两项理论中,以光速为无穷大或以普朗克常数为无穷小而达到极限时就可以得到旧理论,即牛顿力学”。白教授认为,物理学的发展道路对他认识科学发展的道路和建立系统的价值价格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三)对政治经济学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

白暴力长期关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对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对其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过科学、详尽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研究,促进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确理解,对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关于生产劳动

在对《资本论》及其手稿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白暴力提出了生产劳动两重性及其统一的理论。指出:高级的科学范畴,是辩证的范畴,往往具有两重性。例如,物理学中的光具有波和粒子的两重性,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两重性。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畴就是这种高级科学范畴,也具有两重性。

白暴力认为,从生产的一般条件和过程看,生产劳动是具体劳动,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或生产关系看,生产劳动是抽象劳动;生产的具体劳动的范围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需要的物质形态,生产的抽象劳动的范围取决于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直接生产目的与剩余劳动的归属;生产力水平确定了构成生产劳动的具体形式,生产关系状态进一步确定了这些具体劳动形式中构成生产劳动的个别劳动的范围。因此,生产劳动范畴是生产的具体劳动和生产的抽象劳动这两重性的统一。只有从一国当时、当地的具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出发,从生产劳动二重性的统一考察,才能具体地确定出该国生产劳动的范围。

白暴力还指出,生产劳动有人类性、财富性、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四个性质,并由此说明: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服务业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用于商品形式转化的活动、用于货币生产的活动、金融和保险等活动不是生产劳动;黄、赌、毒只是人类社会中少数腐朽分子的畸形需要,从事这些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都不是生产劳动。2.关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

白暴力首先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可细分为部门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劳动生产率,部门劳动生产率是该部门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二者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并且用数学公式对这些量及其关系给予了精确的确定。通过使用数学方法研究他将劳动生产率变化与价值量变化的关系归结为以下四种情况:①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单位商品价值量变化成反比,且比例系数等于1;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部门单位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量无关;③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直接作用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变化,但是,它通过对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间接影响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并且以反比例变化,不过反比例系数远远小于1;④企业单位劳动时间形成价值量的变化率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与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的差额成正比。在此基础上,白暴力澄清了对《资本论》中关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3.关于货币流通量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并分析和论证了商品价格、商品数量、流通中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精确化理解,白暴力用数学模型探讨了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理论从并不复杂的公式推导和数学表达中,就可以看到商品价格数量、流通中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等几个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此基础上,白教授构建起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总水平模型。

白暴力还用他所建立的模型将“货币数量论”与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比较,并指出:马克思的价格总水平理论与货币数量论,在纸币体系内是一致的,而在金属货币体系内是不同的。马克思的价格总水平理论,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说明了金属货币体系中价格总水平和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并通过金属货币体系过渡到纸币体系,进而说明了纸币体系中价格总水平和货币流通量的规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货币数量论,通过对现象的描述,总结了价格总水平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对于纸币体系是正确的,而对于金属货币体系则是不正确的,这反映出它的不完整性和缺乏理论基础的特征。4.两大部类的比例变化分析

在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白暴力建立了两大部类及其变化的数学模型,经过分析得出:两大部类平衡比例的变化,不是由单个技术变量或经济变量的变化决定的,而是由许多技术变量(如不变资本周转次数、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和经济变量(如积累率)的变化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必然会对两大部类平衡比例变化产生较大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第Ⅰ部类的增长不一定快于第Ⅱ部类的增长。只有在资本有机构成(β)提高的加速度(β″)高于一定倍数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β′)的条件下,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第Ⅰ部类的增长才快于第Ⅱ部类的增长。如果再考虑到其它因素的变化,那么两大部类平衡比例的变化情况就更加复杂。5.关于地租理论

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国内外有些学者一直认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关于地租量的确定是相互矛盾的。白暴力详细地论证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量的规定性,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中地租量的确定是一致的,这两部著作中文字表述上的差别仅仅是由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叙述次序的区别而引起的。6.关于价值源泉与“按要素分配”

白暴力在其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区分了“按要素分配”的自然基础、社会原因和量的界限。他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按要素分配”的自然基础是非劳动要素在财富生产的自然过程中的作用,社会原因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量的界限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人本位世界”和生产的人类过程及社会过程出发,劳动是财富生产中唯一的人类耗费,这种劳动耗费构成了社会财富实体,形成财富的值。在商品经济中,社会财富表现为商品,财富的度量也就表现为商品的度量,财富值也就表现为商品的值,这就是价值。因此,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

从生产的自然过程来说,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共同创造财富。“共同”意味着三要素的作用是不可分的,不能分出单个要素的独立作用或独立的“贡献”。需要强调的是,在生产的自然过程中,起作用的是劳动和非劳动要素,非劳动人口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然而,在生产的社会过程中,非劳动要素为一定的非劳动社会人口和集团所占有,从而使其在财富生产中获得了独立于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所以,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有权参与社会财富或者社会总价值的分配。这就是“按要素分配”。因此,非劳动要素在财富生产的自然过程中的作用仅是“按要素分配”的自然基础,而其社会原因则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劳动者凭借着劳动力的所有权,分到等于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价值;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则凭借着对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所有权,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另一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在公有制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在其他所有制形式中,由于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一些人具有对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就必然要求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参与社会总价值的分配,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因此,在现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要素分配”到底分配多少,即社会总价值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的量的界限,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当前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可以用“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说明“按要素分配”的量的边界的确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从外部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翻版,在学术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二十集 有林

一、有林的名片

有林,1929年生,研究员。1946年3月在黑龙江呼兰县参加革命工作,任民运工作队员、组长、中共城关区委委员。1950年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学习、任教。1961年5月调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71年1月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7月调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1979年4月调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后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经济组副组长、组长、室务委员,兼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1983年6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9年10月调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1994年4月至2001年4月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为“八五”、“九五”、“十五”经济理论学科规划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现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顾问。二、有林的著作《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再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经济学论文自选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合著),1978年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论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三、有林的批判(一)批判“经济人”假设

有林在他所写的《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书第四章《对否定公有制为主体若干论点的评析》的第三节《“经济人”假设对我国的影响不可轻视》指出:近20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我国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经济人”假设颇受一些人推崇。有人甚至对它顶礼膜拜,把它奉为经济学的“结晶”或“精髓”。他们不仅自己深信不疑,而且用文字、网络或口头的形式向人们推销。其结果是毒害了青年和干部。更为严重的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误导了我们的改革。无论是从哪方面看,都需要通过有理有据的批判,消除其恶劣影响。

被西方经济学家视为无需证明的定理的“经济人”假设的含义,是由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加以系统阐述的。大意是,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追求个人的利益,就能够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不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经济人”假设。

有林认为,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只适合于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等到机器大工业普遍发展起来之后,它就越来越成为过时之物。“假设”虽经不断修止,但它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仍然很突出。这一点,就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并成为主流,是对它的致命的冲击。就是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也是持存疑的态度的。如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就承认:“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实践和思考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一学说的适用范围和现实的局限性。”

有林指出,“经济人”假设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它的核心是判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斯密把人们的美德归于自私的本质,认为“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人性自私或个人主义作为立论的前提。

所谓人性自私,早已被事实所驳倒。人类社会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原始社会中,进入阶级社会不过几千年。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根本没有私有制和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私有观点,是不可能有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就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从来就有的观点作了无可辩驳的反证。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深入调查,也为我们提供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有力证据。上述史实还证明,私有观念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它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系统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并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它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同时也影响到劳动人民。当然,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特别是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以后,具有同资产阶级思想根本相反的思想,并且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

有林认为,把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说成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说成是从来就有而且永远会有的所谓“真理”,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于被个人主义崇信者认定的自私是人的本性的论点,在中国早已受到批判并在批判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资产阶级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对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压榨,不过是资本家(资本家集团)之间按照丛林法则行事,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弱肉强食。把这种法则推行到国外,那就是残酷掠夺和镇压落后国家,就是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互相大动干戈。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扬“经济人”假设的目的是用来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是企图使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人性的永恒的制度。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只有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符合人性的制度;既然自私是人的永远不变的本性,那么私有制应该是从来就有而且永远不会改变的。

有林指出,在我国学界,一些反对公有制为主体,鼓吹实行私有化的人,正是以“假设”为据,说什么在公有制下人们不会有积极性,只有实行私有化,人们才会关心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保值和增值,才有可能提高经济效率。在他们看来,私有化“实在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有的人甚至公开喊出“人间正道私有化”的口号。

总之,“经济人”假设已经成为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的一个重要依据。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消除这种谬论的影响。(二)批判私有化的主张

这些年来,诋毁和否定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主张实行私有化的观点,大量出现于各种媒体。有林对于这种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宣传,发表了多篇反对的文章。他用秋阳的笔名发表题为《评析曲解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性质的一些论点》,刊登在2007年第7期《中华魂》杂志上。

文章对高尚全等人反对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主张搞“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的“民本经济”进行否定。揭露这是以私营经济为主的观点。

有林首先反驳了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判过的对国家的迷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他引用《共产党宣言》与《反杜林论》中的论述,明确指出:说什么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判过”的“对国家的迷信”,完全是采取了张冠李戴的手法。有林认为,“对国家的迷信”的提法,出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原话是:对于“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这种“对国家的迷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这种迷信显然是同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得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的结论相对立的。当时,谁是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者呢?是拉萨尔派。他们只承认改良,反对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考茨基陷进机会主义泥坑后,同样是个对旧国家的迷信者。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此类观点时指出:“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对国家的迷信’”究竟指的什么,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论者居然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混为一谈,把拉萨尔、考茨基等人的错误观点强加到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头上,这除了无知和恶意歪曲,很难作别的解释。

有林指出,是的,恩格斯是批判过把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但那指的是普鲁士容克最反动的政客俾斯麦所致力的国有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有化。这一点,人所共知,无需引用。这里想简单说一句,论者不区分国家的不同性质,这正是资产阶级国家观的论点,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是南辕北辙的。四、有林的创新(一)阐发了列宁关于经济方面的政治的论述

有林指出,按照列宁的概括,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政治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即作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政治;另一方面是“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列宁还指出:“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这就是说,政治在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各项斗争中都存在,在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存在,在进行国家建设和发展经济的斗争也存在,而且在基本上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以后,重心越来越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前者表现为保卫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即经济外的政治;后者表现为发展经济的斗争,即经济中的政治。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政治,即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不是斗争的重心,但是这方面的政治仍然不可忽视。这是由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有林指出,在国内,阶级斗争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存在。其中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则属于敌我矛盾。我们同敌对势力的斗争就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从国外来讲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同我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经济掠夺、政治打压和军事包围。为达到西化、分化我国的目的,美国统治集团挑拨周边国家同我国的关系,鼓励和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民运分子等等反动势力。我们与其交往是必要的,但对其上述罪恶行径,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第二个方面的政治,即经济方面的政治,是指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制定的指导和规范经济活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有林认为,这些所以都是政治,因为它们是调整和处理各阶级、各阶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同第一个方面的政治一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为领导阶级之后才形成这方面的政治。这方面的政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自发产生和发展。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的指导和规范,就不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不能保持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正常的比例,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就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说第一个方面的政治是从经济外部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政治则是从经济中更直接地发挥作用,因此,同样是重要的。

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政治首位是什么关系。有林认为,过去,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把二者的关系搞清楚。结果要么是把“占首位”理解成为“中心任务”,要么把“中心任务”理解为“占首位”。其实,“中心任务”和“占首位”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说的是以什么为中心任务,后者说的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根本的政治保证。

有林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是列宁的著名论断。同经济相比,政治为什么不能不占首位呢?就是列宁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政治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坚持政治占首位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是一致的还是互不相容的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二)明确提出不能模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界限

有林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包括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认为任何社会都是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把社会生产(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区别开来,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在我国学术界,没有出现过否定社会生产(生产方式)具有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观点。但在二者如何区分上有分歧。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实质上是把部分生产关系并入生产力内,用当时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学者的话说,是让生产力吞并生产关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说:“生产力是具有二重属性的。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体系的组成,一方面必须依靠许多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这就使它带有适合当时生产需要的物质技术属性;另一方面必须依靠许多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就使它带有体现当时劳动特点和生产社会相结合的社会属性。”究竟什么是“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批评相反的观点时说得十分清楚:“有些人不承认生产力的社会属性,正如他们不承认生产关系有物质技术属性。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物质技术属性同社会属性勉强分家,以为在生产力中只有物质关系、物质条件,而不能有社会联系、社会条件与精神状态;在生产关系中只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能有任何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有林指出,如果承认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而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又怎么能离开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之外去找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属性呢?

既然生产力自身就有社会形式和社会属性,明确些说,既然“社会联系、社会条件”等都包括在内,这还能称之为生产力吗?反过来说,把“人和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包括在内,这还能叫生产关系吗?

不是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生产力具有社会性。有林认为,首先,生产力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人们常常也把生产力称为社会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这样说当然是可以的。其次,还可以从它是比个体小生产发展程度更高的社会生产的意义上来使用。恩格斯对于什么是“社会的生产”(亦译为“社会化生产”)的具体述论,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社会的生产”,主要是:①生产资料从只适于个人使用的,变为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②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编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③生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为社会的产品,即生产品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社会的生产,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使社会的经济活动变为统一的整体。可见,恩格斯所讲的“社会的生产”以及接着讲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指的都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性质。再明一点说,是指作为一种自然力的人自身,是以个体的方式还是以众多的人共同行动的方式,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在后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生产力具有社会性。但是,离开这两种意义去说生产力有社会性或社会属性,就很难避免把生产关系的部分甚至主要内容并入生产力之中。其结果必然是,生产力不再是在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也不再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了。这只能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怎样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资本的生产力”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生产力“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有林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说的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把“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即属于资本,只是从表面上“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时至上它所表明的,仍然是生产力这个物质内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由此并不能得出生产力自身具有社会性或社会属性的结论。

恩格斯的话是在揭示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的经济危机中说的。原话讲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有林认为,这段话的关键不在于“这种生产力本身”,而在于它“属于”资本,为资本家所占有和支配。至于作为生产力的性质,则是最后由粗体字所表示出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和这一节中所揭示的“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相一致。因为这个基本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具体化。如果“生产力本身”就具有资本的属性,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的一种属性同另一种属性的矛盾,是生产力的一种属性要求摆脱它另一种属性。这显然不符合恩格斯的意思。

有林认为,20世纪60年代有从相反的方面、即从生产关系着手混淆二者的界限的观点。有的文章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外部,而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内部。两者的矛盾,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内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该观点说生产关系有它的两重性,包含有两个对立的方面:一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这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二是不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即所有关系。有林认为,分工和协作并不只是生产关系,它同时而且首先是生产力。而离开在生产、交换、分配领域实现所谓“所有关系”,实质上还是人和物的关系,是一种法权概念。

有林指出,上述两种混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界限的观点,都有其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即提醒人们在考虑生产力时不要忽视生产关系;反过来说,在考虑生产关系时不要忽视生产力。一句话,它们都有助于人们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统一体来看待。但是,这两种观点,至少在逻辑上是含混的,按此思路是无法把问题理清,无法有条有理地进行深入研究的。(三)主张对市场要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1)作为商品交换领域和场所的市场,既是经济手段,又不只是经济手段。因为人们在市场上从事交换活动,是通过物而发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在市场交换中,“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在我们论述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时,可以置此不论,但是进行理论研究时,就不能不认真考虑。(2)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指导经济活动中应使其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但是也必须看到,市场有其弱点和消极面。就作为调节手段来说,主要是盲目性和滞后性。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是,新自由主义信奉者所鼓吹的市场万能论。在这些人看来,只要依靠市场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宣扬“小政府,大市场”、“做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连国家必不可少的管理,都遭到抵制和反对。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潮,千万不能让它牵着鼻子走。(3)既要认定市场将长期存在,又要认定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市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最终是要被超越的。但达到这样的目标,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不是收缩商品经济和统一市场,而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扩大统一市场;是要充分运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发挥两种手段的长处,削减它们的短处,以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是,这决不等于承认商品经济是永恒的,市场是万岁的。如果承认了,就等于否定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十一集 许兴亚

一、许兴亚的名片

许兴亚,男,汉族,1946年6月3日生,山东肥城市人,中共党员。1964年7月山东肥城第二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12月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1969年1月赴内蒙农村插队锻炼,同年10月起在内蒙敖汉旗任中学及师专教师10年。1978年10月考入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1981年10月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历任学报编辑、讲师、副教授、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6年起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起任政治经济学专业省级重点学科点带头人,2006年起任政治经济学专业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生导师。2003—2009年任校特聘教授。现为河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部委员,政治经济学专业省级重点学科点第一学术带头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资本论〉导读》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河南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会(WAPE)首届理事会理事。河南省及开封市优秀教师、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二、许兴亚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毛泽东文集》。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国外理论动态》。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报纸:《人民日报》。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东方红》。

最佩服的一位近代中国伟人:孙中山。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孙冶方。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的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培根、达尔文。

认为20世纪对人类发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三个政治人物依次为:希特勒、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为人类工作。

学术目标: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共同的思想宝库,把自己微薄的努力汇入马克思主义的汪洋大海。

最赞赏的学风:彻底。

认为成功的要诀:永远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做劳动者,永远不做剥削者。

希望自己的配偶:同志加伴侣。

希望自己的子女:诚实的普通劳动者。三、许兴亚的论著《对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初步探讨》,1978年9月。载《〈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之一)》,《河南大学学报丛书》,1985年。《商品的价值规律和产品的价值规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现《河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经济问题探索》1980年第6期。《再论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和非商品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现《河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列宁对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书的批判及其意义》,《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论生产关系的概念》,载《〈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之一)》,《河南大学学报丛书》1985年。《新社会主义股份论》,《经济新论》1986年第3期。《全民所有制企业体改三题》,《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用〈资本论〉的科学原理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89年第3期。《论虚假的社会价值》,《价格理论与实践》1990年第8期。《経済分析におけゐ人间について(关于经济分析中的人)》〔日〕《経済科学通信》Letters of Economic Science 2007/12第115。《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若干译文辨析》,《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对一篇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初稿的意见》,《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的若干范畴》,《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现代经济探讨》2000年第5期。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001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考察》,《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劳动价值论是一个无需“证明”的理论》,《河南师范大学报》2003年第期。《走出对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误区》,《中原市场大观》2003年第3期。厦门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3月。《社会主义股份制应是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扬弃》,《中国改革报》2004年6月7日理论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繁荣与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学习论坛》2004年第10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立场的若干问题》,《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9期。《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1期。《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若干译文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之一、之二)》,《河南大学学报》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1991年。《〈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纲要》(1—3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马克思的国际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周守正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四、许兴亚的批判(一)资产阶级改革观及其市场经济理论批判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来,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资产阶级改革观的斗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始终都应该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只应姓“社”、不应姓“资”。中国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理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自由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坚决反对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来“规范”或“裁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做法。一些人这样做的实质在于全面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中国全面推行资本主义。他们为我国改革所开出的药方,完全是一种靠不住的神话。(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批判

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与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相适应的,是被一些人鼓吹为“现代经济学”、“世界经济学主流”和我国“改革的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翻版。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改名”,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包含的科学成分的背叛,又是在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一种抗衡。但却并没有改变其阶级性和庸俗性,它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经济人”的“假定”,只不过是对于大大小小的资产者及其阶级性的某种抽象,但却被用来冒充全人类共同的“人性”或“理性”,用以排斥和反对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排斥和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性。它所说的“均衡”是以危机、动荡、罪恶以及生产力(包括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它所说的“公平”是资产阶级的“公平”。它所说的“效率”也不是真正的效率。它所说的二者关系是一个伪命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的腐蚀和破坏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这并不排除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引进和批判地研究,并不排除其中也仍有某些可资借鉴的成分。(三)资产阶级“制度”和“产权”理论批判

在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对于“制度”和“产权”问题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必须与资产阶级的“制度经济学”及其“产权理论”划清界限,并要将其放在适当的地位。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制度(英文institution)”并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它至多只能归入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说的“产权(英文property rights)”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所有制关系”或“财产关系”本身,而仅是它的“法的”或者“权利的”、亦即“意志关系”的表现。资产阶级的“产权”首先是指“资产阶级”(英文bourgeoisie)的“私人财产权”,亦即凭借私人财产而侵占和剥削社会和他人财产的权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从而也是庸俗的。但是甚至它的代表人物科斯也并不承认所谓的“科斯定理”,并且也不承认他所谓的“产权明晰”就等于“私有化”。(四)资产阶级“创新”理论批判

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必要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但是西方资产经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并不是科学和技术上的发现和发明,也不是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创造”,而仅是对于他人的发明创造的“引进”和“组合”。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创新”应是“一般劳动”,亦即“一切发现和发明”,并且认为在生产的一切历史阶段上,都会发生生产力要素的重新组合,也就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者”,既不是工人即劳动者(德文Arbeiter),也不是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和管理者,甚至也不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即资本家,而是他所谓的“企业家”,即冒险家。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创新的主体,应当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的“精英”。最后,熊彼特所说的这些“企业家”所需要的贷款,可以不需要以他本人任何过去的劳动和财产为抵押,而应由社会(通过银行)无条件地提供。这实际上就是为少数资产阶级冒险家以“创新”为名圈占和套取社会的财富和资金提供了口实。总之,可以看出,熊彼特所谓的“创新”完全是立足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创新”,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创新”,这完全是两条道上跑的不同的车。五、许兴亚的创新(一)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新(1)以马克思的论述为依据,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论证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中的三个基本公式,改变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这一问题的写法。(2)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出“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见解,推翻了斯大林和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说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提法。与理论界其他同志一起,为“六五”时期中国国民经济的调整,以及“以消费品生产的较快增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道路的选择,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3)根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详细分析了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的各种组合,以及在在其作用下两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对每一种情况提供出相应的数字公式,被誉为“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数学论证和数字模拟”。(4)所提出的在不考虑价值革命的情况下每一部类增长速度和两部类总增长速度的公式,即:增长速度=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的积累率×用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表示的资本有机构成(或用总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表示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倒数),亦即[其中m'为剩余价值率,x为剩余价值积累率,n为资本有机构成=c:v],为国内较早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公式。(二)对马克思主义商品和价值理论的创新(1)坚持商品生产的历史性,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半商品性”。提出:历史上最初的交换是不同的原始共同体之间的“半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其商品生产同样也具有这样的“半商品性”即“过渡性”。(2)坚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种商品生产”的性质。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外壳论”和“板块轮”的合理性,认为“产品经济”的提法不妥。(3)强调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忘记另一面。(4)反对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资本一般”或“股份制一般”的理论来“规范”或“裁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与做法。强调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正确方向。(5)提出“商品的价值规律”是一个无需“证明”的事实。社会主义则应对“商品的价值规律”和“产品的价值规律”加以区分。拥护孙冶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产品价值”论。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的本质在于时间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此外,也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也可以是多元的,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基本范畴的新探讨

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学习、真运用、真发展、真创新”。提出:(1)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对象,不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应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不限于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往关系”。(3)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辩证法”,提出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的“三级结构”说。(4)发挥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指出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的统一,而是同样也存在多级、多层次的结构。在“生产方式”中包含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中也涉及上层建筑。(5)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中若干其他范畴的辨析。指出:①“使用价值”≠“效用”或“有用性”,而是指“商品体本身”;②“商品”≠“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是指“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即“用来出售的物品”;③“货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是指“充当价值尺度,并且以自身或者通过其代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商品”;④价值规律不是“商品交换的规律”,而是“商品生产的规律”;⑤“商品的价值量”不是“个别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而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简单平均”;⑥“商品交换的规律”和“所有权规律”不是“规律”,而是“规则”;⑦“交换价值相等”不等于“价值量相等”;⑧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是“用来购买……的资本”,而是“变为……的资本”;⑨“所有制”不是“制度”或“产权”,而是“财产关系”即“生产关系”;⑩“产权”和“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等。(四)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形式的探索(1)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标志。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他们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的文章,而不是在此以后。(2)关于如何理解“共产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目标”?指出:各种不同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共性都在于主张财产的社会共有。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样的共产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点(而不是‘目标’)”。(3)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指出:这一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命名的,必须坚决反对各种诋毁“科学社会主义”的言论和主张。(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指出: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并不是马恩的提法,而是列宁所采用的一种“通常”的说法。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共同点,都在于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5)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认为其仍属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其“第一个阶段”)的“过渡”,因而不能不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6)关于“两个和解”和“两个彻底解决”的提法。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彻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于“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和解”。(7)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未来社会特征的论述的性质:不是他们的“设想”或“设计”,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表现出来的那些趋势的萌芽和征兆的“揭示”。(8)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认为前者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对立,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制则必须是在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的基础上的对于资本主义股份制的扬弃。(9)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提法。认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指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共产主义方面进行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探索,反对在这方面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第二十二集 许有伦

一、许有伦的名片

又名许友伦,安徽省庐江县人,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1945年12月生,1964年高中毕业。1965年应征入伍,在空军某部工作,历任战士、班长、文书、副指导员、指导员。1976年调任兰州军区空军干校教员。1978在空军上海政治学院教员班进修政治经济学。1979年任空军第十一军政治部组织处干事(营职)。1982年任政治部理论辅导室教员(副团职),给部队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1983年参加陕西省高等教育党政干部专业自学考试,1985大专毕业以后,获陕西省职工自学成才奖。自学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文学概论、法学概论等。在空十一军政治部工作期间,因为建议举办机关干部业余大学,担任办公室主任和理论辅导员,受到机关干部好评,荣立三等功。1986年在百万大裁军中自愿转业,分配到陕西煤炭职工大学任办公室主任、讲师、高级讲师。1995年调到陕西工商学院任副教授。1997年三校合并为陕西经贸学院,担任社科部副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兼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经济学会理事。1998年被评为陕西经贸学院优秀教师。1999年获陕西经贸学院优秀教学成果奖。2001年破格(学历不够)评为教授。2003年获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年退休后,继续承担教学督导工作。2008年以来专门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来,累计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完成3项科研课题,出版2部学术著作。2010年获西安财经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二、许有伦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邓小平文选》(因为教学需要)。

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论语》。

现在最喜欢阅读的学术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

最喜欢的一部小说:《红楼梦》。

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刘三姐》。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孔子。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学者:刘国光。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爱因斯坦。

推选的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

最重要的自我评价:温故知新,可以为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学术目标:明辨是非追求真理。

最赞赏的学风:学以致用实事求是。

认为成功的要诀:治学严谨厚积薄发。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许有伦的论著《略论市场竞争》,《管理教育》1993年第1期。《广义劳动价值论》,《当代经济科学》1995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1995年第6期全文转载。《商品价值新论》,《当代经济科学》1996年第4期。《重新认识社会基本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1996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陕西省哲学学会科研成果一等奖。《生产力系统论》,《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生产关系新论》,《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广义劳动价值论”释疑》,《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论国有企业的资格和特色》,《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义利之辨的辩证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论两种所有制的辩证关系》,《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5期全文转载。《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8期全文转载。《正视贫富收入差距过大的弊端》,《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6期。《劳动力商品论评析》,《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关于剥削的几点新认识》,《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论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2第2期。《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象、主题思想和科学体系》,《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怎样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树立资源价值观念》,《环境科学动态》2005年第6期。《树立以人为本的商品价值观》,《商业时代》2005年第30期。《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关系》,《经济评论》2006年第3期。《分配要讲公平》,《理论前沿》2006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第1期转载。《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几个问题》,《农村经济》2006年第12期。《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生产讲效率,分配讲公平》,《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3期。《评所谓“说不清的社会主义”》,《中华魂》2007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第8期全文转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8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第10期转载。《求解〈资本雇用劳动〉之谜》,《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和问题》,《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8年第8期转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正确处理几个关系》,《中华魂》2008年第8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8年第9期转载。《价值理论三题》,《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关于收入分配的几个问题》,《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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