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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造谣者获刑,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造谣者获刑!

互联网 2021-05-09 21:56:24

2021年4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诽谤一案。法院当庭宣判,分别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出于寻求刺激、博取关注等目的,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造成该信息被大量阅读、转发,严重侵害了被害人谷某某的人格权,影响其正常工作生活,使其遭受一定经济损失,社会评价也受到一定贬损,属于捏造事实通过信息网络诽谤他人且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诽谤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鉴于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并非仅仅对被害人谷某某造成影响,其对象选择的随机性,造成不特定公众恐慌和社会安全感、秩序感下降;诽谤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流传,引发大量淫秽、低俗评论,虽经公安机关辟谣,仍对网络公共秩序造成很大冲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公诉机关以诽谤罪对二被告人提起公诉,符合法律规定。

考虑到二被告人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能主动赔偿损失、真诚悔罪,积极修复法律关系,且系初犯,无前科劣迹,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等具体情况,法院对公诉机关建议判处二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及辩护人提出适用缓刑的意见,予以采纳。法院当庭宣判,分别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事 件 回 顾

2020年7月初,谷女士去小区门口的快递驿站时,被隔壁便利店老板郎某偷拍。郎某与朋友何某分别饰演快递小哥和对面小区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在微信上聊天,编造了“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

编造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偷拍谷女士的视频

随后,此事在网上发酵,不明真相的网友写下不堪入目的留言,谷女士的邻居、朋友、同事议论纷纷,再然后就是丢了工作、找新工作被拒、患上抑郁症……谷女士自视被“社会性死亡”。

谷女士收到的198位网友给她提供的谣言传播渠道

2020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作出行政处罚书,“经查证,郎某与何某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情节较重。”郎某和何某被行政拘留9日。

2020年10月26日,谷女士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向余杭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及证据材料,以郎某、何某捏造事实,通过网络诽谤自诉人谷某某且情节严重为由,要求以诽谤罪追究郎某、何某的刑事责任。

2020年12月11日,谷女士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向余杭人民法院补充提交了刑事自诉状及证据材料。

经审查,该案符合刑事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余杭人民法院于12月14日立案受理。

新闻多看点

1、自诉案件转公诉,意味着什么?

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最终审理判决的。但我国法律也规定,对于一些没有危害到国家和社会利益,但是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由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起刑事自诉。其中,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诽谤罪,就是可以自诉的案件类型。

那么,谷女士提起自诉10天后,案件为何突然转为公诉?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案件通报中写到,与以往口口相传、社区传播诽谤不同,类似本案被害人“谷女士”遭受的网络诽谤案件发生后,寄望于公民个人按照刑事自诉程序自行取证或者由公安机关协助取证,以追诉犯罪、维护权益,显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只有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启动公诉程序,才能及时有效追诉犯罪、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在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也有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2、谷女士亲历的这起案件,在向社会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法学教授在线解读

“这起案件能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实表明了我们的司法理念正在进步,民众的法治素养在提升,民法典时代人格权保护呈现更立体、更完善。”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地方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过去我们只知道诽谤罪和侮辱罪一样,同属于‘不告不理’的自诉范畴,在全国范围内都鲜有现实判例。所以当谷女士开始刑事自诉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但其实刑法246条第二款对诽谤罪、侮辱罪明确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就是本案转为公诉案件的法律根据之所在。”俞锋认为,本案与普通诽谤的关键区别在于,被诽谤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已经远远区别于传统的诽谤方式,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侵害社会秩序。

在俞锋教授看来,司法机关对这起案件的关注和进一步办理,不仅为谷女士主持了公道,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更对那些抱着“网络属于法外空间”“没有接触性的身体伤害就是无害”“轻罪等于无罪”等错误认识的法盲们敲响了警钟。

不过,俞锋也从谷女士遭遇诽谤后所承担的痛苦中看到,我们现有社会治理体系中,对此类案件被害人心理危机干预、心理创伤治疗的专业型心理服务供给,针对被害人“社会性死亡”的救助机制等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相关立法和服务亟待完善。

来源|杭州日报(ID:hangzhoudaily)、中国新闻网

编辑|韩玉婷 张博 丁兆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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