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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卖掉儿子后游山玩水到处挥霍,1940年,爱国华侨将儿子卖了80元,25年后求助大陆寻子,结局怎样|陈嘉庚|王耀武|郑潮炯|爱国华侨

互联网 2021-05-09 22:22:28

广东江门华侨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份背面写有“血书”两个字的契约书。这份契约书是1940年签订的,即便时间距今过了81年,这份契约书的内容,看起来仍然触目惊心。

“立书人:郑潮炯与妻钟氏,今有亲生第四子于本年六月十三号,即旧历庚辰年五月初八日亥时生,因儿女众多无力抚养,我夫妻两人同意情愿将此子出卖与广东肇庆高安赵炳南先生为嗣,改姓抚养。”

契约书中写道,买家是一对夫妻,男方叫郑潮炯,他妻子被称钟氏,两人一起将出生不足2个月的亲生的第4个儿子,卖给了一位广东肇庆名叫赵炳南的人。

若不了解背后的缘由,单看契约书内容,可能很多人会破口大骂。一骂,那个黑暗的社会,1940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老百姓饱经磨难,日子最难过的时候,卖儿卖女在当时并非稀奇事;二骂,这对夫妻,狠心至此,竟然将刚出生不久的亲生孩子卖掉。

事实是,这份令人触目惊心的“血书”卖子契约的背后,映射的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时代,与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

1904年,郑潮炯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叫许坑村的地方。他家里非常贫穷,父亲靠卖鱼为生,郑潮炯童年的记忆,只有贫穷与困苦。那时候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老百姓饱受各种欺压凌辱,在乡里活不下去,自然要想法子往外跑,但求有一口饭吃,有一条生路走。

17岁时,郑潮炯伙同家乡的邻里乡党,前往香港,谋求一点温饱,赚到微薄的收入后,又同老乡们辗转前往马来西亚山打根,在异国土地上,当最底层的小贩,靠起早贪黑卖小吃,做勉强糊口的小生意。

因省吃俭用,郑潮炯也渐渐攒到了一些积蓄,虽然数量比不上大富之家,但是总比村中赤贫的家庭好上不少。他带着那稍许积蓄,回乡迎娶了妻子钟彩合,并在婚后不久,将钟彩合带着,夫妻二人共赴南洋一带过活。

山打根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郑潮炯、钟彩合夫妻一直在山打根做些贩卖瓜子、花生的生意。十多年来,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小生意仅够养家糊口,家中境况很是清贫。

本来,穷就穷点,日子也还远远未到卖掉亲生儿子的地步,但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那时的中华儿女们,在中国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远在海外的华侨们,又何尝能安然地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1937年,在当代几乎人人都会唱的《我的中国心》远未诞生。那两句脍炙人口的歌词“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当然也无人知晓。但是,不论处于什么时代,不论时光怎么变迁,中国人的中国心、中国魂,怎会随意更改?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海外侨胞历史久远、人数最多的国家。自辛亥革命开始,海外侨胞一直在推翻中国千年的封建制度,开启共和制度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过“华侨乃革命之母”这样的赞誉之词。

试问,在日本侵华国家危难之际,具有一颗与祖国共存亡之心的海外侨胞们,如何能不纷纷响应国内抗日救亡运动,为国家民族出钱出力呢?

1937年8月15日,马来西亚华侨筹赈祖国委员会成立,这个组织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发起,旨在号召身在南洋的华侨们团结起来,为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捐款筹款,送去资金与援助。

郑潮炯眼看着祖国遭受日本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欺凌,内心也极度愤恨。他虽然只是个勉强度日的小贩,他也深深渴望,能为祖国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

郑潮炯义不容辞,决定以义卖瓜子筹款的方式为祖国出力。郑潮炯的大女儿郑月香,在后来回忆到,她小时候就被父亲领着,在山打根义卖瓜子,父亲当时洪亮清晰的吆喝声,她在年老后,都深深记在心中。

“朋友啊,我做善事啊,救济(中国)打日本啊,多少钱你放进去(箱子)。有钱给多一点,没有钱给少一点。”

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华侨,在海外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个个都举步维艰。当时的华侨,要么在华侨工厂门口做些小买卖,就如同郑潮炯一样糊口度日,要么就在工厂里靠打工挣钱,很多华侨工人的工资,还经常被赊欠,为了生存,只能忍气吞声,日子苦不堪言。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义卖瓜子是很难筹到许多捐款的。

为了援助祖国同胞,郑潮炯毫不气馁,继续走街串巷的义卖,却在1939年时,一件令他尤为悲痛欲绝的惨事从家乡传来。

日本侵略者侵华的铁蹄,践踏到了广东江门,郑潮炯的父亲,惨遭凶残的日军杀害。他父亲被日本人用枪打中肚腹,肠子都流了出来,那些凶残的日本人还不罢手,将他父亲拖到角落里,连开4枪打死。

郑潮炯的老父亲,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啊。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的郑潮炯心头就像被人燃了一把烈火,日日夜夜焚烧着他的五脏肺腑,令他痛苦的日不能食,夜不能寐。

国仇家恨,何以得报?来犯日寇,何时杀绝?

郑潮炯看着手中义卖瓜子得来的一点款子,心急如焚。钱!钱!筹钱!必须要筹到更多的钱,支援祖国抗日!

当时,钟彩合正身怀六甲,是郑潮炯的第5个孩子,第4个儿子将于次年出生。家中本就贫穷,再养个孩子,本就困难的日子将更加难过,而抗日救亡的款子,还差许多许多……

郑潮炯就像被逼入绝境的野兽,被迫无奈万不得已之下,他想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卖子筹款。

郑潮炯经过痛苦不堪的深思熟虑之后,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对钟彩合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他说,不管这第5胎孩子,生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都想把孩子卖给别人,卖来的款子,就用来支援抗日救国运动。

一听这话,钟彩合的眼泪刷刷落下,不多时哭得泣不成声。她一直很支持丈夫的义卖瓜子筹款举动。

郑潮炯义卖瓜子,耗时耗精力,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山打根的每个角落。他卖来的钱又不能动用,但家中的日子,总要过下去呀。

她一直默默地靠卖水果,扛着养家重担,还要背着年幼的孩子做生意,同时操持家务,其中辛劳艰苦,难以言说。多少次,卖黄梨的时候需要将黄梨切开,她切黄梨切到她手都烂了,手一动就刀扎一般疼。

家中生活艰难,便是买菜,也不敢去市场买,只能趁菜市场散市的时候,挑拣一些别人丢掉不要的菜,回家勉强烧了吃。

一个女人,辛苦持家,一辈子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家人圆圆满满。但是,她可怜的第5个孩子,还未出世,就要面临被卖掉的命运。郑潮炯对钟彩合说:“没有国,哪有家。”

多年的相濡以沫,多年的艰难度日,令钟彩合很快理解了丈夫的一片苦心。她当时只是哭泣,并未说些什么,直到2013年时,钟彩合已是鸡皮鹤发的耄耋老人,她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将她那时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钟彩合说,她那时想的是“无所谓了,给别人也是中国人,哪家养大都一样,把儿子送过去,以后还可以打日本人,有国才有家。”

1940年6月13日,钟彩合分娩,生下她的第5个孩子,也是她的第4个儿子。孩子在她身边还未待满2个月,仅40天的时候,郑潮炯夫妻与一位祖籍广东肇庆的华侨赵炳南签订了卖子契约。赵炳南以80元钱买下孩子,收为养子,孩子改姓赵,起名赵超余。

签订契约的时候,郑潮炯双手颤抖,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在卖子契书的背面,写下了“血书”两个字。这两个字,饱含他对四儿子的不舍与愧疚之情,同时,也代表着他破釜沉舟一般誓死抗日的决心。

郑潮炯将卖掉孩子换来的80块钱,全部捐给了马来西亚华侨筹赈祖国委员会。这件事在南洋华侨圈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郑潮炯的举动,轰动了当时整个南洋和华人社会,激励着更多华人,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抗日救国的热潮中。

很多茶楼、商店、饭庄、药店都来支持郑潮炯的募捐活动,各地的华人媒体,也对他的事迹争相报道,渐渐地,郑潮炯的个人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也筹到了不少抗日救国款。

在1937年至1942年初的5年时间里,郑潮炯风雨无阻地进行着义卖瓜子活动,几乎走遍了整个马来半岛。他身上背着装满瓜子的铁箱,身上挂着义旗,在马来半岛的大街小巷不辞劳苦地走了一遍又一遍义卖瓜子,他从早到晚的劝说大家抗日救国。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郑潮炯5年间,一共筹得18万多元,并将其捐献给了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

以那个时代的货币额度来说,18万是一笔巨款。郑潮炯将每一分款子的来龙去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凡是义卖捐款金额达到1元的,他都会亲手写好收据给捐款者,手续清楚明白,没有一丝含糊。

而这些款子,都通过陈嘉庚与“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陆续送到了国内抗日仁人志士的手中,陈嘉庚曾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坦诚交谈。

1944年4月,毛泽东还亲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8个大字赠予陈嘉庚。这里面,当然也有对郑潮炯等千万海外华侨、无名英雄们的赞誉之意。

1941年12月8日,丧心病狂的日军入侵马来半岛,史称马来亚战役。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日军针对新加坡华人,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肃清行动,将几万人抓走,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或被投入海中,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

郑潮炯的事迹时常见报,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下,他首当其冲,成为了日军的重点搜捕目标,无奈只好躲藏度日。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郑潮炯一家人躲藏苦熬了三年多,1945年8月,终于盼到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

侵略者被赶出中国国门的时候,举国欢腾,郑潮炯夫妻算算日子,他们卖掉的第4个儿子,也已经五岁多了。他们牵肠挂肚地想念着那个孩子,却有苦不能言,两夫妻经常相坐垂泪到天明。

在这样的苦难折磨中,郑潮炯也没有放弃继续义卖瓜子。他于1947 年至1948年7月,继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义卖瓜子,筹款近4万元,将善款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所用。他捐给华南救济水灾难民,捐给孤儿伤兵,有剩余的款子则分别捐给马来西亚的慈善机构。他的善举,多次受到当地华侨团体的表彰。

1965年,郑潮炯61岁,已过花甲之年。距离当年“卖子”之事,已经过了25年,当年卖子的事情,一直像伤疤一样横亘在他心间,他寝食难安,求助新中国。经过新中国侨务部门的积极热心帮助,终于,郑潮炯在广东肇庆打探到了赵超余的消息。

郑潮炯夫妻喜极而泣,他们与赵超余多次书信往来,建立了联系。1969年,中国侨务部门在他们的家乡广东新会,为他们父子,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见面仪式,这是时隔29年后,父子首次见面。

赵超余自成人懂事后,一直对自己被亲生父母卖掉的事实耿耿于怀。尽管知道父母当时所面临的绝境,他与父亲见面后,还是忍不住问“为什么卖掉我”。

郑潮炯如同多年前回答妻子一样,回答儿子:“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家。”

赵超余深藏在心中多年的心结,因父亲的亲口解释,终于慢慢地解开。他如同母亲一样,理解了父亲,理解到父亲这样做是为了国家,为了抗日。

多年后,赵超余的儿子赵卫国先生,面对记者采访时曾说郑潮炯在认回赵超余时,没想过给儿子改名换姓。郑潮炯很有契约精神,他坚持既然双方有约在先,他就应该尊重儿子养父母的权利,不能让孩子改姓。

钟彩合也在之后的采访中回忆,郑潮炯为赵超余的三个孩子取名为“赵卫家”、“赵国强”、“赵国龄”。郑潮炯在为后代取名字时,将自己的爱国心意完全表露了出来,寄托了他对子孙后代秉承他的志愿,继续报效国家,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情怀。

1984年,郑潮炯因病逝世,终年80岁,结束了自己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2016年4月,郑潮炯的二儿子郑社心、郑潮炯侄子郑锦龙、侄孙郑维雄等人一同回国,将郑潮炯义卖瓜子筹款所用挂袋、郑潮炯筹款所穿衣服、郑潮炯捐款收据、郑潮炯的华侨登记证等相关物品资料,捐献给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在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全面抗日的战争年代里,郑潮炯以自己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以不屈不挠的力量,尽力援助国内抗日力量,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令后代敬仰的功劳,也为后辈们,留下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今社会,国泰民安,反而有许多人被物欲迷花了眼。在最近一段时间,有新闻媒体报道,浙江一名男子,以15.8万人民币的价格,将亲生儿子卖了,然后拿着这笔巨款,开始游山玩水到处挥霍,并且恬不知耻地频发朋友圈,在朋友圈里炫耀他的潇洒与豪奢。

将郑潮炯与此人做对比,人品的高下与低劣,清楚分明可见。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郑潮炯一穷二白,只是一个卖瓜子的小贩,尚且知道报效祖国,尚且为了筹到抗日救国的款项,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而为何如今这和平盛世,有人精神贫瘠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眼中除了金钱与享乐,再无其他呢?由此可见,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之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再举个例子。1935年,红十军团21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少将王耀武抓获。

王耀武审讯胡天桃时,见他身上穿了3件衣服,每一件都是单衣薄衫,上面还都打满了补丁。当时正值寒春,冷风刺骨,胡天桃身上除了破衣烂衫,连脚上穿的草鞋都是不同颜色的。他身上背着破破烂烂的干粮袋,袋里却没有一丁点的干粮,只有一个破旧的洋瓷碗。

这样走出去,会被误认为乞丐的人,竟然是红军将领,还是个师长?王耀武受到了很深的震撼,他怀着莫名的敬意,想要劝降胡天桃。可胡天桃面对国民党的功名利禄引诱,毫不动容。

他说:“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他说:“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耀武无法说服和劝降胡天桃,很快,胡天桃被枪杀,英勇牺牲。而胡天桃人虽死了,他对信仰的坚定,他宁死不屈的决心,却让王耀武整整记了一辈子。

胡天桃与郑潮炯,是何其相似的两个人。

在民族最危难之际,他们都在为救国而奋斗,一个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宁愿牺牲自己的亲情。

如今,这盛世,正如已牺牲的革命先辈们所愿。却也激励着我们后来人,不要在盛世繁华中迷失自己,坚持爱国的底线,坚持做人的底线,才能不枉为人一场。

谨以此文,纪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们,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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